第三，以史为据，可以弥补国际社会保障学说之缺失。中华文明史数千年来从未中断，堪称世界上能够完整地反映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历史进程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这对于考察社会保障的历史进程显然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史，从社会保障思想的源头就可以看出差异，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保障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更增加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历史价值。例如，中国思想家孔子和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是两位世界思想巨人，对后世的影响都很深远。孔子提出大同社会的主张，柏拉图描绘了理想国的蓝图，他们表达的都是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反映出社会保障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东方与西方其实具有相通的思想渊源。[23]不过，这种思想渊源又因孔子与柏拉图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差异及各自独特的精神追求而存在差异，孔子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差序，而柏拉图强调职业身份有别但主张男女平等；孔子讲求中庸之道，强调善与恶的统一，而柏拉图讲求思辨，强调精神与物质世界的统一。另外，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源头的耶稣，讲的是博爱，追求的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以家庭为轻，并且总是将大爱与大恨交织在一起，这与孔子讲“仁”与“礼”、强调修身持家、推崇尚中贵和亦有着巨大差异。可见，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源头就出现了。不仅如此，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演进也不完全相同。杨宽指出：“中国从古以来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更没有经历过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而是从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发展为小农经济以及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24](P4)这些文化与社会形态演进的差异性，无疑会对社会保障的起源及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很早就由国家承担社会保障责任，西方很长时间却只有宗教慈善的历史，这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与社会形态差异的最好注解。伴随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相互交融的广度与深度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也正在日益趋同，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社会、政治形态仍将存在差异，从而决定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仍将继续。正如亚伯拉罕森指出的那样：“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体制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是值得借鉴的，但不能复制，因为它是建立在涉及政治文化和民族同质性等众多前提假设上的。”[25]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之漫长，福利思想之多元，实践内容之丰富，制度模式之独特，实为世所罕有。如果对此予以忽略，就像世界文明史上只见耶稣、柏拉图而不见孔子一样，是具有根本性的缺陷的。因此，开展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通过梳理翔实的史料来厘清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将人类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的起源与发展向前推进一大步，这将有助于扭转当代世界忽略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及其历史贡献的倾向，为全面把握采取社会保障措施来应对人生风险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规律提供科学的依据。
综上，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悠久历史在世界上无可替代，既沉淀了中华文明的精华，也必然含有一些过时的糟粕，这正是它的独特研究价值之所在。因此，对中国社会保障史的研究，兼具基础研究、本土理论与世界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肩负着为世界认知中国社会保障历史并弥补国际社会保障学说缺失提供科学依据的使命。不过，强调中国与西方国家文明史、传统福利文化与社会保障发展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一制度发展的一面，即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形态，个人或家庭都可能遇到陷入生活危机的困境，都需要对危及或影响个体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的风险采取集体应对措施，社会保障就是以其独特的功能而成为各国不可替代的选择，其共性是建立在互助意识、利他主义和责任共担的基础之上，并必然经历从选择性制度到普惠性制度的转变，这应当是社会保障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能够在注重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尊重普遍规律，在尊重普遍规律的同时不忘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会有助于理性地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使其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