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到80 年代后期， 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成熟系统化阶段。
1984 年， 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扩展到城市，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这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是我国经济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向实行市场经济的开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传统政治体制的矛盾愈来愈尖锐， 摩擦和碰撞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另外，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 也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与之相适应。因此，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
1985 年4 月15 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谈到国内的形势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 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3]（P116）
1986 年6 月28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P164） 在
这里， 邓小平已经从关系到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 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1986 年9 月至11 月，邓小平先后四次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中， 对其目的、总的目标、内容、要求和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强调：“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 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 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3]（P178）
1986 年9 月， 中共中央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开始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酝酿和设计。1986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中。随后，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面部署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中共十三大的报告认为，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的影响远未肃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清除官僚主义，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该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要达到的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根据这一设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一是实行党政分开；二是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是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六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七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该报告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以中共十三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