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村级考评中，“民意”成为不可忽视的标尺，这就改变了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决定村干部政绩的传统做法。如2003年，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实行了“成绩村民评、报酬村民定”的“双述双评”工作制度。其具体做法是：村干部在向乡镇党领导述职时，又要向群众述职，接受群众评价。清波村还实行“村干部业绩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而2009年出台的《杭州市余杭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评价体系》体现的就是充分的“民意”在考评中的巨大作用。
二是在对乡镇领导实行考评时，加入“民意”这一重要环节。如2007年7月3日至9日，成都市采取“民意调查＋大会评议”、全民评议和大会评议三种方式，对全市220名乡镇党委书记进行民主评议。在这次活动中，共有7.4万名党员、群众代表直接参加民主评议。参评代表共走访党员群众168.4万人次，收集意见、建议1.1万条，实现了党员、群众意愿的广泛收集和全面表达。赵郁蒙：《成都乡镇书记受民主评议 仅两人满意率低于70% 》，《成都商报》2007年8月9日。 2008年，成都市又出台《成都市乡镇党委书记民主评议试行办法》，对乡镇党委书记评议的时间、方式、参加人员、内容等都做出具体规定，民意在考评中彰显了巨大能量。2010年，成都市按照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和社会公平化为导向，探索和建立新的乡镇目标绩效考评体系。其中，在考评方式上，推动由“上评下”为主的单一评估，向“上评下”与“下评上”相结合的多元评估方式转变，逐步建立了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多元化目标绩效考评机制。如评价主体包括村（居）两委委员、议事会成员，辖区内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地企事业单位以及区（市）县相关领导。评价方式采取问卷和入户调查、电话访问、评估打分等多种形式，而满意度则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进行。
三是在县级干部考核中，加大了村干群参与的比重，从而将农村治理的考评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充分体现了农村治理考评的开放性与重要性。这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意义。如贵州遵义市在县领导干部考评中，石板镇八合村村支书杨天才成为被邀代表，他说：“农民可以给‘县官’打分，这简直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以前我们不太了解县领导为百姓办了哪些好事，还存在什么困难。今天通过县领导的述职，我们对全县的工作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更主要的是，以前我们没有想过如何去监督县领导，现在有了一个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而且，这种评价体系与我们农村的工作结合得十分紧密。”刘川云：《一位村支书看群众考评领导干部——我省县（市、区、特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当代贵州》2005年第20期 表面看，县级考核与农村治理无关，但让村民和村官直接参与其中，这既是对于农村治理考核的示范，又有助于村民和村官民主参与意识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将村级治理与县级考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治理举措和理论创新。
还权于民、赋权于民，让村民成为农村治理考评的主体，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今后很长时间内的发展方向。尽管至今仍有不少地方难以摆脱行政命令式的考评，有的甚至是文件规定得很好，实际操作却仍是老一套，未能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体性要求。可是，不少地方则迈出这一困局，形成了不少制度创新，其中的民主测评就实现了主体的变化，从而体现了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与迫切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