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现象并非个案，它在全国已成声势，如浙江省2005年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在义乌市新当选的761名村委会主任中，经商和办厂的有531名，比例占到69．99%，接近70%。在新当选的1545名村委会委员当中，经商和办厂的有768名，比例占到49．7%，接近50%。杨宏生：《探寻义乌农村富人的治村冲动》，《中国商报》2005年4月19日。 另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2009年，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人群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乃至上亿元者，他们被称为“老板村官”。商意盈、李亚彪、庞瑞：《浙江：“富人治村”引发争议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人民网，2009年9月1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0042691.html. 更有甚者，“富人治村”成为许多地方乡村治理的模式。据调查，“无论是走访的浙江等沿海经济开发区，还是山西关中、湖北、江西等内陆省份农村，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了乡镇力推的基层治理模式。如今，许多村干部身兼多职，其中个人致富创收成为了主职，在村任职成为兼职。在新时代，富人治村已成为了一股不可逆的潮流，但是这股潮流引人担忧”。余练：《富人治村的忧与弊》，观察网，2012年11月7日，http://www.guancha.cn/Rural/2012_11_07_108190.shtml.在农村治理中经济与富人所占比重相当大。
然而近几年，“富人治村”受到了普遍质疑，加之党和政府对新农村建设考评指标的调整，经济至上的农村治理模式有所改变，代之而来的是对于民生包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势。早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就提出，“要探索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这对于农村治理评估意义重大。如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出台了《融安县行政村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其中规定将考评内容和指标分为四个方面，以其“权重比分”先后划分为：经济发展为三，社会发展为三，公共服务为二，综合类为二。黄余政、张敏哲：《激励机制好 村官干劲高——融安县绩效考核工作面向村级全面铺开》，柳州党建网，2008年6月25日,http://lzdj.gov.cn/jcdj/NewsView.asp?id=3529。 显然，这是在强调经济发展时，加进了民生尤其是公共服务内容的考评方式。又如山东薛城张范镇围绕新农村建设目标，突出村镇建设、农村党建、综合治理、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等七项重点，采取百分制进行考核。在分值设置上，侧重点从传统工业、农业转向民生建设和社会服务，其主要体现在：村镇建设、公共事务服务两个项目的分值大幅上升，即从原来的12分和5分提高到20分和8分。张范镇：《张范镇注重“三个结合”完善村级考核机制》，薛城网，2012年4月26日，http://www.xuecheng.gov.cn/Artcontent.jsp?artid=45634。 在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的考评中，成都市很有代表性。在以往的乡镇街道考核体系中，对乡镇、街道的经济指标考核权重占到50%左右，这导致乡镇和街道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协税护税上，忽略了基层的服务职能。为改变这一局面，2010年6月，成都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和街道工作目标绩效考核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及考评体系参考样本，《意见》规定：乡镇目标绩效考核分为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重点考核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四大基础工程”指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产权制度改革、土地综合整治和村级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改革。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等内容，逐步降低经济指标的考核权重，取消对财政税收、招商引资的考核。根据考评体系样本规定，考核内容的权重分别为：经济发展占20%、社会管理占15%、公共服务占15%、基层组织建设占10%，工作评价占40%。张婷婷、郑莹莹：《我市出台措施改革基层目标绩效考评体系》，《成都日报》2010年6月11日。 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尽管在全国许多农村，“经济至上”仍是其主要职能和工作重点，但在近几年农村治理考评中，民生尤其是公共服务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从而突破过于重视经济及“经济至上”的格局。加之对于环保、文化、道德等指标的高度重视，一种更具科学性的评估体系在中国广大农村及研究中初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