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村治理考评体系至今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导致了农村治理的片面、狭隘与滞后状态。作为农村治理的重要内容，考评制度在改革开放30年经历了重大转型和历史变迁，这主要表现在：从重视和强调经济向服务民生转变，从行政考核到民意测验转化，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考评方式转换。不过，当前中国农村治理考评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农村治理；考评制度；变迁；初级阶段
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28）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YZD2011-16）
在中国农村治理研究中，许多领域硕果累累，但“考评”问题却不为人重，甚至成为一个盲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与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相比，考评具有后置性特点。二是整体而言，中国农村治理的考评并不成熟、更缺乏系统性，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也带来研究的难度。三是理论的薄弱。近年来，国外考评理论渐被引进国内，但多被应用于城市治理等领域，在广大农村却处于缺席状态。其实，考评制度与农村治理相伴而行，也具有风向标作用，有时它甚至具有其他方面所不具备的优势和作用。本文主要从考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的重大转型。
一、由“经济至上”向重视民生与服务的转变
重视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的重点，因为农村经济落后由来已久。不把经济搞上去，改善广大农村的物质基础，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于此，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表现，到九十年代较为明显。以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为例，经济发展成为很重的指标，因此，经济落后村不可能成为模范村。如1993年，福建龙岩市新罗区一大批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选入村级组织，其中，个体工商户为2517人，农民企业家为356人，致富能人为3438人，分占村干部的27%、3.9%和37.8%。①①黄小晶：《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努力提高我区村级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1993年7月26日，材料由龙岩新罗区提供。
显然，这三项指标均指向经济，由此可见，其在村干部中的比重与影响力。
后来，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地方则成为农村治理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指标，以至于“富人参政”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且这一势头一直蔓延到21世纪相当长时间内。最典型的例子是，江苏射阳县于2003年发布了《中共射阳县委关于大力推进“双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的“双强”，指的是“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如无一两项先进致富技术和管理经验，年收入达不到10万元，就别想当村官。为此，县委组织部长提出：必须大胆及时地将那些不能致富的村干部调整下来，腾出岗位让“双强”型能人上岗。于是一大批“双强”富人进入村两委。在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配备了430名这样的“村官”，其中担任正职和党支部书记的有160名，在这些人中，个人资产达“千万元级”的有47人，“百万元级”的有78人，最少的不低于60万元。张根生：《江苏射阳制定标准 年收入达到10万才能当村官》，新华网，2003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10/content_1072861.htm 。 射阳县委还制定了关于发展指标、考核原则与奖惩措施，其重心都是紧紧围绕“经济”展开的，它所呈现的是一个“经济至上”的评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