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它反映了在落后的德国现实中还不成形的、非常软弱的市民—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益和愿望。康德哲学是德国早期市民—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反应。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00页。)。这是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它指明，康德哲学既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反映了德国落后的社会阶级面貌。康德哲学是法国政治革命的德国思想升华。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像宗教、哲学这些“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与社会经济基础，与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的，而政治就是这种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康德哲学的这种时代、阶级特征，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以鲜明的形态表现出来。康德很早对社会政治问题有兴趣，六十年代他读卢梭，写了有关的笔记。“批判时期”和晚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对宗教、历史、法律、国家、世界和平种种问题作了论述(参看本书第九章)。康德哲学的一些研究者经常忽视或避开不谈这些论著，特别是不把康德在这些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与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这是占支配地位的主要倾向。另一种倾向是把康德哲学予以政治漫画化。如汉斯·萨讷(Hans Saner)《康德的政治思想》(1967年)一书认为：“从一开始，康德的哲学作为整体也就是政治哲学”;康德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内核，是他哲学化的主题，他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其政治思想的预备而已，政治(由对抗走向和平)弥漫了康德所有作品。康德的哲学被说成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索引。这种论点似颇新颖，但并不符合实际。)康德作为哲学体系的自觉构造者，他的政治观点是其整个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他的哲学(例如伦理学)密切相关。看来是如此抽象和晦涩的康德哲学，仍然有其现实生活的根源。康德所采取的社会立场和政治路线是决定他的哲学面貌的重要因素。
伊曼努尔·康德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在思想上强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人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应该经常是自由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什么是启蒙》))。在政治上，康德反对封建世袭财产和专制政治制度，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代议制共和政体，明显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详见本书第九章)。他赞同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革命也表同情，认为这个革命在人心中“唤起热烈的同情”。许多人在革命中无私的牺牲，在康德看来，是表现了人类种族具有趋向于理想的道德素质，指示了人类历史、道德的不断进步。他把法国革命看做是道德原则的外在实现。康德说，“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纯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金钱报酬便不能够使革命的反对者们能激起那种热情和那种心灵的伟大”(《系科之争》第3篇);“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将永不会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考察过去的事件过程所能想到的进步倾向和力量。……即使我们上述事件背后的意想的目标目前没有达到，即使人民革命或立宪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其力量”(同上)。这表明法国革命对康德确有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康德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又是反对任何革命的。康德认为，法权本身既来自公众意志，如果允许暴力推翻，便自相矛盾。任何坏的政权也比使人退回到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中去的革命要好。康德强调，改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立法者自己的改革，而不能通过人民的革命(见《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参看本书第9章);人民可以抱怨、指责，可以有“作为学者向公众指出当前制度的不合适的自由”(《什么是启蒙》)，但没有革命、造反的自由。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护者”(《论俗谚：道理说得通，实际行不通》(以下简称《论俗谚》)Ⅱ)，但即使是笔，也仍然没有鼓动革命的自由，“仍不得超越尊重现有制度的界限”(同上)。康德经历过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二世(1740—1786)的统治时期，这位国王自命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人。这使康德认为，“使一个国家满足它的制度的最好方式是专制地统治，而同样又有一种共和的姿态去治理，就是说，在共和主义的精神下去治理”(《系科之争》第3篇)。康德在理论上并不赞同君主专制，但又希望开明君主领导以实现共和。他不主张革命，而主张进化，用进化来代替革命。所以，康德尽管曾被人看做激进的雅各宾派，他的政治思想倒恰恰是反对雅各宾革命专政的。与当时德国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康德开始时同情法国革命，而后就被雅各宾专政吓倒了。康德说，“我们亲见这场极有才华的民族的革命在我们面前进行，它可能成功或失败。它充满如此的悲惨和恐怖，以致任何善于思索的人决不会再以这样的代价来决心从事这样的试验了。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它在未卷入其演出的观察者心上，却唤起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同情。”(同上书，第2篇)。这段话很生动地表达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心情：既非常害怕它，又非常同情它;害怕它的暴烈手段，同情它的基本要求。因之，向往共和，反对专制，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这就是康德所采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