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
纪念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逝世201周年。
一时代背景和政治倾向
诗人海涅说过，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康德的一生，是讲堂书斋的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重要的现实活动。康德(1724)出生在一个祖传制革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财产很少。他读完大学后，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三十一岁才取得编制外的讲师资格(不由学校付薪俸，而直接向听课学生收费的讲师)，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由于他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但上层社会对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是歧视的，直到他四十六岁时始任教授。康德讲授过大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数学、理论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等等(康德对人文科学也熟悉，对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均有了解。例如，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国的老子哲学和“童叟无欺”的商店招牌)，发表过许多自然科学论著。康德体弱，终生独身，经常为疾病担忧，不喜变动，极少离开故乡，多次辞退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和外地著名大学的聘请。晚年，他因几篇宗教论著遭到官方警告。康德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保证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问题的讲演和文章。他说，“为了别嫌，我保证从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课题中撤回，不作公开讲演，也不再写文章，这是我的誓约。”(1794年10月12日给威廉二世的申辩信)但威廉二世一死，康德就继续发表关于宗教的论著，认为自己上述“誓约”已自动失效。康德曾说：“对自己内在信念的否认或摈弃是丑恶的……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沉默却是臣民的义务。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必须把全部真实都公开说出来。”(《康德全集》第12卷，第401页，科学院版。)他还说：“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1766年4月8日给孟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我知道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知道”(1765—1766年康德讲课说明)，等等。这些话，画出了康德对黑暗现实深怀不满，但无法公开反抗的处境和状况。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德国还没有法国革命那种现实条件，处境和地位都甚低微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有用沉默和迂回的方式来进行抵抗和斗争。康德是喜爱交际，谈笑风生的。他的许多著作通俗活泼，生动有趣，材料丰富，充满了各种经验之谈，并富有论争气息。不过他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则正好像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那样：重复、冗长、呆板和枯燥。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有似他的外表生活，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却反映了他那个动荡的时代。
那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年代，那是法国革命暴风雨就要到来的年代。
康德虽然在讲堂和书斋中度过了一生，却一直是世界形势和社会斗争的密切关怀者。(康德1759年10月28日给林德耐(J.G.lindner)的信中说：“我每天坐在讲堂的铁砧旁，抡着我重复讲课的沉重铁锤，打着同一个韵律。一种更高的欲求时时刺激着我，想要超越这些狭隘的领域;但事实上，穷困的厉声威胁常常立即驱使我回到艰苦的工作中去。”康德并不安于他那每周28小时教课外加讨论的繁重枯燥的处境，但当时的环境只能使他把自己的欲求引到课堂的“艰苦工作”中去。)他非常注意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趋向。法国大革命前，矛盾重重，社会动荡，思想界山风满楼，强烈地袭击着康德。他因看卢梭的《爱弥儿》而打破了奉行终身的作息制度，是哲学史课堂上常要讲到的传闻逸事。与当时德国的进步人士一样，康德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并表现在他的哲学沉思上，构成了康德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德国当时的现实是十分落后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处在许许多多封建小王国、公国和城市等四分五裂彼此独立的局面中。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市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非常软弱，政治上十分怯懦，屈从于封建容克地主。专制官僚制度压迫着广大人民，也迫害着进步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当时的德国状况：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33—634页。)
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