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引领“共识”
伦理凝聚共识，传统承载共识。然而，“共识”有待发现和凝练。于是引出另一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到底谁引领“共识”？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到底谁掌握话语权力？调查发现，由于腐败和分配不公所引发的伦理存在的难题，当代中国社会正陷入话语主体失落的危机之中。突出表现是：在政治、文化、经济三大领域分别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主体——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企业家或商人，恰恰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群体。(见表5)
与之对照，工人、农民、教师、专家学者成为伦理道德上满意度最高的四大群体，只是排序略有不同。在多项选择中，调查二的排序是：农民(56.1％)，教师(55.2％)，工人(46.4％)，专家学者(43.8％)；调查三的排序是：工人(89.9％)，农民(87.7％)，教师(79.6％)，专家学者(76.6％)。农民、工人成为满意度最高群体，“礼失而求诸野”。是否可以假设，当前中国的伦理道德乃至大众意识形态已进入“草根时代”？是否还可以假设，当前中国社会，不仅在财富分配方面，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出现两极分化？在两极之间，教师、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成为过渡带和缓冲力量。一旦财富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演进，就是社会矛盾由生活层面进入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信号，必须高度警惕。
上述“问题共识”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由信任危机而导致的话语权的失落。在话语权力失落的背景下，到底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发挥重要影响？在调查一中，江苏、新疆、广西三省(区)两次调查的结论高度一致：知识精英以48.0％居首位，选择率远高于“党政官员”(占25.2％)和工商界精英(占17.4％)。然而，座谈会上获得的信息又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知识精英不仅“不了解现实”，而且缺乏充当思想领袖的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抱负。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精英成为思想行为的第一影响力主体，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期待。调查二、调查三显示，影响社会大众思想行为的重心发生下移：父母、教师是第一、第二位的影响力群体，而知识精英则居第三或第四位。[30]
信任危机、思想领袖缺场，使中国大众意识形态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调查一关于“当党中央宣传与国外思潮发生矛盾时”的多项选择中，64％的企业群体、61％的公务员、44％的农民选择“相信国外正确”。[31]情势之严峻，已经可能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但是，调查三关于“当国外报道与主流媒体宣传内容不一致”的调查中，54.8％的受访者选择“相信主流媒体”，24.5％的受访者选择“自己判断”，只有7.9％的受访者选择“国外报道”。这一深刻变化表征，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和国家意识形态努力已经收到很大成效，价值共识生成的客观条件日益具备。
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可能的选择是：回归伦理道德与文化精神的“家园”。一方面，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企业家，尤其是政府官员，要通过自己的伦理道德努力，重建社会信任，也给社会以文化信心；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对自己的文明使命要有一种集体自觉，通过走近时代、走近社会，让自己有能力担当思想领袖的使命，以此回馈和响应社会厚望。无论如何，传统的“家”与伦理的“乡”，是解决价值共识生成中话语主体合法性问题的两个可能的关键元素。
结语 “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方式”
综上，可以得出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价值共识”的三个结论：“共”于“伦理”，“精神”地“识”，在民族文化的生命“传统”中合法。由此，凝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经过全球化的欧风美雨和市场经济的涤荡，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以“坚持—调整—包容”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不应该也不可能终结，是业已达成的基本价值共识。这一共识为当代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到来。面对这种变化，在业已生成的意识形态观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必须确立“意识形态方式”的自觉理念，能动地推进“意识形态方式”的“调整”和变革。[32]也许，本文所发现和揭示的“伦理”、“精神”、“传统”，将是新的“意识形态方式”的可能元素，某种意义上可以裨益当前我国社会建构大众意识形态的“共”与“识”及其“价值”合法性。当然，这一切只是可能。可能意味着未发生。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因为没有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无限可能。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三次调查。调查一于2006—2008年在全国展开，主要在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省(区)采样，由六大群体的分别调查和综合调查构成，投放问卷近两万份，辅之以诸群体座谈会，作者为首席专家之一。调查二于2013年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重大项目组与中国人民大学CGSS项目组合作，问卷样本量近6000份，作者为主要参与者之一。调查三于2013年由东南大学道德国情调查中心在江苏省进行，问卷样本量近1300份，作者为首席专家之一。三次调查虽容量不等，但以调查一的问卷为原始模本，具有很大的持续性与可比性。调查一的对象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由受访者填写问卷，在一定意义上体现意识形态问题的前沿性与前瞻性；调查二、调查三的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状况与全国人口结构大体吻合，80％左右未接受高等教育，采用入户调查手段。三次调查中的数据，除多项选择外，总和不足100％的剩余数，为“其他”类的选择，一概在表中省略。文中调查一的数据除特别说明外，都是综合调查的数据，两次综合调查共投放问卷2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