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子云“戏言”王元化很飚时，首先是指1949～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前这段日子。王元化自己就说过，当年其思想“左”得让同样左倾的满涛（翻译家，王元化夫人张可的哥哥）竟怕在他面前流露自己喜欢京剧。因为古老的京剧在激进者眼中是旧文化，是应被决裂的。当王元化作为思想家来反思这激进型政伦人格时，则已是1992年后的事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王元化在90年代说的每句箴言，其人格皆能完美兑现。王元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分量已赢得海内外的广泛敬重，但就其日常人伦、举止习性，又不免飚，以致让一些追随他、并帮他做过不少事的敬仰者也颇具难言的忧伤。他未必不知自己的毛病。这毛病又未必与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没有关系。但一个患者即使明白他的病根何在，也未必就能根治此病。这事儿或许还可倒过来看，正因为王元化确认激进主义已深刻地浸润其人格，故他愿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为反思案例，以期昭示后人，这又是多么难得。
记者：为什么王元化达到了其他人所达不到的高度？
夏中义：王元化治学有一个特点，用以赛亚·伯林的话，他是刺猬，不是狐狸。他能抓住一点，钻得极深。他对卢梭，对五四人格的反思，钻得极深，而且是以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作依据。他在解剖陈独秀的政伦人格时，每一刀也是在解剖自己，他对极左思潮的每一次鞭挞，也是在鞭挞自己。这当然是在“思想实验室”里的王元化。至于他走出“思想实验室”，面对具体的人和事，他的飚劲并没根除。人无完人。
思想家从来都是被思想史所追认的
记者：您对思想家的定位是宽容的。在我的理解里，在西方的传统里，思想家要有理论体系。但您的定位是在独立人格的价值，在于对时代提出重大命题并给予回应。您如何理解这种错位？
夏中义：我不认为是一种错位。关键是要把思想家与理论家的各自特征讲清楚。我对思想家的定义，不仅适合于中国。思想家就是要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警世之声。在我看来，李泽厚在1980年代，王元化在1990年代所提出和回应的问题都有重大意义。但李泽厚和王元化又有差异：李在1980年代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理论家；王在1990年代反思时不是理论家，而是思想家。理论家所以成为理论家，必须对自己的重要立论，提供系统思辨的支撑，以期自圆其说。王元化离这点还差些。王元化对五四反思，缺乏一个逻辑的、有序的整体构建，几乎都是断断续续、闪闪烁烁的，虽不无有机感，但终究是让诸多即兴而发的对话叠出来的。他所反思的激进型政伦人格的四个特点作为概念及其交互关联，就其述学所呈示的思辨形态来说，其界定并不清晰，提法颇见重叠，概念之间稍逊严格的逻辑界限。对于一个严密的理论结构来说，每个概念的内涵务必明确，外延务必明晰，同时要给出此概念到另一概念的动态演绎或关联。王元化很少有此创意性理论自觉。李泽厚则很擅长为自己的重大创意性立论构建系统思辨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