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九位学人在您的心目中，从思想史层面来看，是否有一个排序？
夏中义：有。这九位学人，若以命运和评价为线索，将其看成一个有机脉络的话，陈寅恪无疑是我心中的知识分子的人格丰碑。陈寅恪作为一个纯粹学者，在清末、民国及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角色自期，这就是当纯粹的历史学家。为此他愿在清华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写自己最想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不惜把眼睛写瞎。这样就可理解，为什么1948年年底，他离开北平，既不愿意搭乘蒋经国为他安排的飞机直飞台北，也不愿意飞抵南京后与蒋介石见面，而是借道上海，南下羊城，去做岭南大学教授了。不愿留在北京，也不去台北，多么有意味的空间选择。1953年，北京邀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他虽然答应北上，却又提出当时看来匪夷所思、当局无法答应的条件。他的种种特立独行，无非是在表达如下意向：1929年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关于纯粹学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些话，对陈寅恪来说，并非是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其一辈子生命去抵押的，否则，他无法活出心安理得。为了活得纯粹，他须与当权者保持距离。千万不要误会他是刻意对北京不恭。当年蒋介石请他吃饭，他虽赴宴，私下还是留着“看花愁近最高楼”的诗句，因为他并不看好党国，也不喜欢蒋介石，虽要给蒋公一个面子，仍满肚子不舒服。这和他1953年却聘北京是相通的。因为他是纯粹学人。他写过这样的诗：“读书不肯帮人忙”。这个“人”，喻指权力。像他这样纯粹的大学者，想必很难经得起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他会活得非常累，但再累，依然我行所素。1954年他写《论再生缘》，1954～1964年写《柳如是别传》。正是在陈端生、柳如是那一对传奇女子身上，凝聚并珍藏着陈寅恪最看重的人格独立和自由。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今后要站得住，离不开国民的人格独立和自由，没有人格独立和自由，国魂就会消沉。陈寅恪说，就是在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所瞧不起的小女子身上，珍藏着中华民族灵魂不会沉沦的最好的人格财富——独立和自由。
思想家应提出并回答时代重大命题
记者：这里您把陈寅恪作为思想家的价值凸显出来了，也表露了您对于思想家评价的重要标准。请具体谈谈您评定思想家的标准是什么？
夏中义：我对“思想”一词有自己的界定，我对“思想家”这一关键词也有自己的界定。假如一个人能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给出独立乃至原创的回应，他就叫“思想者”。假如一个人能持续就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或原创的声音，他就是“思想家”。从这一维度来看陈寅恪，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沉沦与否，将受制于国民性中有否独立和自由的人格因子，这诚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振聋发聩的雷鸣。陈寅恪甚至认为，国亡并不可怕，而史不可灭。他说，中原政权在历史上亡过好几次了，但假如中华民族的历史尚未在国人心中泯灭，那么，这个民族重新复活乃至复兴的精神根基依然存在。怕的是中央政权没有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消失了，这样也就彻底没戏。这用顾炎武的说法，即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陈寅恪从两个奇女子身上打捞起中华国魂赖以维系的人格自由与独立，这对中华文化谱系的价值坚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根基性警示。所以陈寅恪不仅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