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风波，对每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这次事件后，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野，更多知识分子选择从广场撤回书斋，以学术为志业。比如像您这样的学者，坚持个体性存在，在书斋里与先哲做精神对话。但您似又不是纯粹地做学问，而是从深层次关注时代重大命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夏中义：那场风波是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大事件，它确实诱发了一些学人对自己的角色边界的思考。政治作为事关公众利益、国族命运的人类活动本是高风险的，不是你想当政治家，你就能成为政治家。也不是你想成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斗士，你就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斗士。做学术是一种专业，干政治也是一种专业。治学需要板凳坐十年冷，从政也需修炼、历练与磨练。政治作为人类的特殊活动与学术作为人类的另种特殊活动，都有各自的规定性与内涵，都需要从业者有相应的别样才华、才干和勇气。假如一个人真的想为民族、国家作贡献，得首先确认自己是谁，做什么事最恰当，不仅喜欢做，而且如果自己去做，可能做得更好。陈平原在1987～1988年写了一组重要文章谈《学者的人间情怀》，说把学术作为专业和事业的那些学者，同时也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们在中国做学术，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能读圣贤书，但不会只读，他们耳畔也交织着窗外的风雨声。当中国需要有人走出书斋发出良知之声时，他们会毅然决然地走出去。但陈平原提醒说，当学者走出书斋发声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仅仅是在表达某种意愿或道义，至于如何在现实空间兑现正义，这不是登高一呼就能够完成的。现实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最终是需要企业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律师乃至军事家的联手协作。人文学者可以言说，但不宜把自己的言说看成做本身。一个人文学者针对公共事务发声是正当的、可贵的，但也是有限的。你发声时态度是认真的，但你对这声音的社会效应则终究不宜过于顶真。因为你可在言论层面驾驭你说还是不说抑或说什么，但你显然驾驭不了你的话在政治层面所可能诱发的社会现实的错综感应。显然，人文学术不宜也不可能用实践态度去面对社会弊端。这就像鲁迅的《呐喊》，旨在唤起社会对疗救的关注，而并非奢望自己能等同疗救。因为这已超出人文学者所可能担当的角色边界。过去总轻信人文知识分子发出一种声音，似乎有此道德制高点，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其实事情并没解决。陈平原1987～1988年文章的真正内涵是谈“政学分途”，指出学者的“人间情怀”或公民责任，是在于提醒社会因你的发声而引起对疗救弊端的关注，并不是迷信你呼唤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大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