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考察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在您的心目中，还有哪些人称得上思想家？
夏中义：在当代语境谈谁是思想家，拟以1949年后国人精神境况为参照。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意味着，既然说思想家应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独立的警世之声，那么，须先说明这些意义重大的公共命题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李泽厚是感动1980年代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是因为他在某方面有功于1978年后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对“文革”浩劫的价值突围。此突围有两大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与“人道主义回潮”。假如说前者宣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的政治破产，那么，后者则直捣“阶级斗争为纲”之实质是不把人当人。中国假如真想走出一条希望之路，就必须让国人明白，毛泽东的错误，首先在于他忽视国人的生命尊严，才铸成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连刘少奇也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刘少奇为他的谏言付出了惨酷代价，共和国主席被迫害致死后连自己的名字也无权在骨灰盒上出现。中国人必须学会把人当人来尊重，中国的出路首先在这里，李泽厚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
李泽厚在197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内部研讨会上，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申明人是主体，主体是人对自身不容化约的个体存在的价值确认，所以，人把人当人，首先需要人将自己当成有尊严的、有分量的存在来看。后来王若水和他的朋友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更深化了“思想解放”的哲学内涵。这就是说，当国人精神境况长年被“不把人当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李泽厚却从康德，王若水们却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掘出了另一条价值线索：人把人当人，人是主体，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们针对“思想解放”所提出并回答的这一公共命题，对当时中国进步的意义之重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李泽厚所以成为李泽厚、王若水所以成为王若水，就在于他们的正义之声是独立的，珍贵的，虽然不是原创，但对明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而言，已经非常好了，若缺乏担当的道义勇气，想必不敢说出来。李泽厚的《论纲》当年还不允许公开发表，五年后是作为《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的附录得以面世。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与其同仁合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论集也不能公开发行，只得作为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部资料”问世。这表明在当时，要发出思想家的声音，确实很不容易。
假如对当代思想史挖掘得更深，我们又会发现，王元化1979年公开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一文，也很了不起。因为这篇1977年脱稿的专论，其实质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夜，是国内学界第一个细深论述了龚自珍“情本位”的思想，并提出龚自珍“情本位”是先于五四“新文化”个性解放的声音。王元化的这个观点可谓是预言了后来思想史的“人道主义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