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回到书斋、学术，这是缘于八九风波之后，知识分子受到心灵的震撼而选择的一种方式。但大多数时候，中国古代提倡的是具有士大夫情怀的行动的知识分子。即使在现在，我们看到太多的学者，当初呼唤回到书斋，但日子好了后，现在又忍不住跑出书斋，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研究获得上层的批示或者赏识而沾沾自喜，“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您如何看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的这种浓郁的政治情结？
夏中义：为什么历史上当诸多知识分子发出正义之声时，精气神那么充沛？很大程度上他们身上持有中国儒士所具有的入世、淑世、济世的情怀。但现代社会结构与分工的复杂，又让人正视现实政治的体制化运作，远非“道德化”情怀所能驱动。政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需要不同于学术的才干和规则。要做好学术很难，要做好政治也很不容易。这是两个异质领域。也许从纯粹人格根基来讲，做好的学术与做好的政治，皆需从业者有相应的优质人格打底；但作为一种专业角色在社会空间的演绎或发生作用来讲，差别极大。所以提出“政学分途”非常明智。千万不要忘记，陈平原提出“政学分途”不是在1989年后，而是在1987～1988年间，这是发人深省的。
陈寅恪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丰碑
记者：您的《九谒先哲书》问世后，在人文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您为什么要写《九谒先哲书》？
夏中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里，除了传统儒士的“治国平天下”这一路，还有一路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献身于纯粹学术的信念。相比较，儒家的入世传统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要强大得多，而乾嘉学风所昭示的，由“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和“朴学文体”构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则对大学生和青年学者的价值影响确实很稀薄，甚至稀薄到一个人若潜心于学，他会在价值上质疑自己不正当。相反，他若为窗外风雨而止不住地心跳，把自己燃成一把火扔出去，这就绝对崇高！这未免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弄得太单一乃至贫瘠。这可以说是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学案研究的原因之一。
支撑我做学案研究的另一动力是，1996年，当我到了48岁（本命年），自觉到所可能拥有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少，要让自己献身于学术，必须给自己一个理由：既然把生命献给学术，那么怎样做学术，才无愧于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写《九谒先哲书》的第一动机。给清华九位先哲写信，这些信与其说是写给死去的幽灵，不如说首先是写给我自己。假如我在48岁后，自己也面临九位哲人曾面临的人生选择时，我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明白像陈寅恪那样的人生选择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像青年王国维那般献身于文哲之学、晚年到溥仪身边去，又意味着什么。我不可能像胡适，像吴晗，更不可能像冯友兰与王瑶那样活。站在我面前的九位学人，其实演绎了面对中国历史政治学术时的九种活法。对我来说，扮演什么角色最合适，仅仅取决于什么角色最能让我心灵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