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早春，虽然浓重的雾霾携着冬天的余威，笼罩着华夏三分之一的国土，但是破土而出的嫩蕊，还是忍不住向人们送来春的气息。伴随着春的脚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已经吹响。这是一场艰苦的征程，这也是一次曲折的破冰之旅。成功的改革注定不仅是物质和利益的深度调整，更是文明的转型和观念的鼎新。时下人们多聚焦于具体的改革措施，但对文明的转型和观念的鼎新，似乎还不甚了了。那么我们时代的重大命题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回应这些命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造访思想史研究专家夏中义教授位于黄浦江畔的寓所，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编者按
记者：夏老师，在进入正式话题之前，能否简要介绍您是怎么从文艺理论研究走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
夏中义：上世纪90年代初，我着手做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时，有过一个长名单，它包括20世纪初的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周作人、鲁迅；1930年代的朱光潜、宗白华；更不要说胡风、周扬、冯雪峰为代表的左翼文论家，1942年毛泽东及其后来的阐释者何其芳；乃至1980年代的李泽厚、刘再复、王元化、鲁枢元等。这名单里的每个人物都宛若一块有分量的石头，有的大，有的小。假如摸着这些石头去蹚百年文论的长河，我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不摸着这些石头，就贸然去蹚百年文论之河，会觉得飘忽，脚踩不到坚实的根柢，很不踏实。因此，我做百年中国文论，先选择做个案，于是有了1995年版《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一部比较美学的书，主要研究王国维美学与叔本华哲学、美学的关系，同时学术地呈示王国维的人本—艺术美学为20世纪中国文论史揭开了光辉的序幕。1996年问世的《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对李泽厚、刘再复、刘小枫、鲁枢元等文论家作了个案研究。这是从专著出版的角度来看。若就单篇专论来看，我在1980年代末就做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了，如1988年在《上海文论》发表《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探讨俄国平民革命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美学与中国左翼文论的关系；又如在1989年《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新潮的螺旋》，对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做整体评估；更不用说1989年《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历史无可避讳》，探讨毛泽东文论与共和国文艺道路的关系。但上述个案研究对于我的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来说，只是不自觉的前奏。真正自觉的史案研究，应以1995年版《世纪初的苦魂》和1996年版《新潮学案》为开端，我一步步从原理性的文艺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转到有思想史意味的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再延伸到2000年版《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王元化襟怀解读》（文汇出版社），2011版《朱光潜美学十辨》（商务印书馆）。2014年可能面世的《王元化学思通义》（商务印书馆），当属于思想史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