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结合中国的利益关切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2016年杭州峰会要有所聚焦，除了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外，应努力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尝试构建大宗商品的稳定机制，二是推进多边贸易投资进程。
大宗商品稳定机制关系到各方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遭受巨大影响，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对于中国这样的进口国家虽然能源价格下跌是有利的，但是就中长期而言也难免受到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的负面影响。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稳定增长而言，探讨构建维护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是对各方都有利的核心议题。G20应该在建设全球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市场方面有所作为，努力实现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和市场的稳定，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国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全球合作新格局。
多边贸易投资议程是G20的核心关切之一，尤其是TPP的签署将会给全球多边贸易投资带来怎样的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增长目标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2016年G20应该在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维护WTO多边贸易谈判主渠道方面有所作为。建议G20应要求WTO提交对TPP的相关影响评估报告，并且向G20进行汇报，推动相关地区性贸易投资协定增加透明度和开放度。G20应密切关注全球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制对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第三，发展议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关注发展议题是中国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首要的责任。鉴于G20机制的转型，发展议题也有利于其从短期机制向长期经济治理机制转型。此外，对于发展议题的关注因其链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也有利于增强G20机制的合法性。2010年韩国首尔G20峰会发布了《跨年发展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就促进发展提出了9个方面内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私人部门投资和创造就业、粮食安全、弹性增长、金融包容性、国内资源动员和知识分享。⑮鉴于发展议程的宽泛内容，2016年的G20发展议题选择应有所聚焦，结合中国目前的关注和优势应着力于两个领域：一是推动成员国就落实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拿出切实行动和早期收获计划；二是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拿出切实的政策方案。
展望2016年G20，中国的最大贡献有可能体现在基础设施领域。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成立了“投资与基础设施工作组”，并在悉尼设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以缓解基建项目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世行、OECD等在项目挑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标准化、融资工具创新等方面也发布了一些技术指南。对杭州峰会而言，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把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和战略考虑与G20层面和其他多边层面已经在推进的工作相结合，争取推动成员国就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共识并推出共同行动计划。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在G20杭州峰会上解决中国新倡议和参与的两个新的银行AIIB、NDB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和治理标准等备受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