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就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又提出了另一种定义，即将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27)上述这两种定义是有区别的，对这两种定义不加分别，给马克思带来了进一步的矛盾。(28)这种矛盾体现在，如果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29)那么劳动力就具有内在价值，即在其中凝结、物化、结晶或体现着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这种内在价值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即通过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也即是说，劳动力是位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另一极则是其价格形式，即以货币度量的劳动力价格或工资。但是，马克思没有采用第一个定义，而是将劳动力价值转而定义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就像把一匹马的价值归结为饲料的价值一样。第二个定义意味着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承认劳动力商品具有内在价值。如果马克思坚持这一进路，有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分析就不适用于劳动力商品，进而言之，就不存在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样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却一方面坚持第二个定义，另一方面又借用针对普通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来构造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30)马克思的这个立场是令人诧异的，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便不是相对价值形式，因而也无需表现为等价形式。在谈到土地的价格或货币资本的价格这样的概念时，马克思曾批评它们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但对于劳动力价格，马克思却未置一词。马克思只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范畴，认为它们是“无意义的名词”……但在解释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时，马克思却暴露出和古典经济学一致的立场，即将劳动力商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还从未被彻底地清算过。
就普通商品而言，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则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围绕着价值波动。在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那里，这一机制也适用于劳动力。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31)后者在短期内围绕前者波动，但在长期则要适应于劳动力价值。(32)这一观点的贯彻，还须以某种人口理论作为必要的补充。古典经济学所依靠的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判了这个理论，并代之以自己的相对过剩人口论。但问题是，马克思自己默认，工人阶级再生产是完全由资本积累调节的，从而否定了这种再生产的任何自主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两样。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莱博维奇就此指出：“(和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论)是一个较好的理论，但这仍然是从片面的资本立场出发的。马克思强调机器的作用使劳动力价格回复到通常的水平，这仍完全局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范围内。供给的变化持续引起价格的调整，使其回归(劳动力)价值；差别只在于，过剩人口在马克思那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33)莱博维奇这一批评的意义稍后我们还会再做阐明。总而言之，借助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马克思完成了他对劳动力价值、工资和必要生活资料量的相互关系的解释，这一解释可概括为以下关系式(图中的箭头代表因果决定关系)：劳动力价值→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
这里存在着两层因果关系：首先，劳动力价值决定了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的水平；其次，在消费品价格给定时，货币工资额决定必要生活资料量或实际工资。然而，如果采用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即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那就不难发现，在上述关系式里存在着明显的循环论证，这是因为给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原本是定义劳动力价值的前提，而上述关系式却又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这一价值的等价形式即货币工资最终决定了必要生活资料量。一定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在这里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在上述关系式里包含的循环论证，是由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莱博维奇最初发现的。(34)这种循环论证之所以产生，源于马克思将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实体的劳动力作为相对价值形式对待。如果我们修正马克思的做法，不仅承认劳动力商品没有内在价值实体，而且不再寻求以某种等价形式来表现劳动力的价值，就可以如下方式重新表达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阶级斗争→实际工资或必要生活资料量/货币工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这个关系式里包含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因果关系。(35)据笔者所知，莱博维奇最早论述了这种关系。他提出，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量通常是可变的，劳动力价格或货币工资会伴随这一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也因之受到影响，用他的话来说：“劳动力价值有着向其价格而调整的趋势—而非相反。”他还指出，工人的必需生活资料量通过阶级斗争来决定，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调整绝非自动完成的，一方面，资本会努力使劳动力价格的增加变成仅仅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工人则会努力通过斗争使之长期化，即使之成为劳动力价值的新标准。(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