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维持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并非一定有利于工人阶级，那么一个增长的剩余价值率也未必一定不利于工人阶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比如出现一次技术革命)，投资即
的水平可能持续高涨，且大大快于消费品产量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剩余价值率也必然会增长。由于已实现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是由分子和分母的相对变化所致，该比率的提高并不排除分母即实际工资总量的增长，更何况就业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能有迅速的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的目标自然也是有利的。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往往属于扩展性或创业型投资，而在埃尔维什讨论的非均衡情形里，投资则多属于资本深化型投资，这些不同类型的投资对于工人阶级的目标有着不同的影响。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正如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黄金年代”的出现是以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扩展型投资和创业型投资的长期扩张为前提的。(80)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最为有利的历史条件。某些以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为指引的学者，如日本的伊藤诚，误认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提高是以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为前提的，他还据此宣布，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概念不适用于解释战后“黄金年代”。这种观点自然是错误的。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率总体而言并非保持不变，而是不断上升的。伊藤诚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以不适当的经验指标作为立论的基础。(81)
此外，根据新熊彼特派经济学的看法，战后“黄金年代”的结束，也恰好伴随着投资类型从扩展型和创业型投资向资本深化型投资的转变。这一转变不利于提高已实现剩余价值率，投资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改善其生活标准的努力就会逐渐失去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战后“黄金年代”晚期，由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带来了围绕国民收入分配的剧烈冲突和通货膨胀，进而终结了这一段有史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最为有利的黄金岁月。(82)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自身改善收入分配的斗争，而且是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变量——尤其是投资——相联系的。
上述讨论还表明，要发展一种“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83)——即能够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目标进行论证并提供行动策略的政治经济学，并非易事。在现实斗争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目标实际上不利于工人阶级自身，而工人阶级所反对的，反而可能对工人阶级有利。对工人阶级斗争目标的设定，需要充分地考虑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非均衡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已实现剩余价值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净投资的影响，而资本家阶级对于投资的变动是无法充分预料的，这一点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确定性的根源。工人阶级争取更高的消费标准的斗争，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制约。在这一点上，工人的境遇和资本家多少有些相似，他们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境遇里作为当事人而行动的。莱博维奇的理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将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以批判《资本论》所代表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但他的批判却丢掉了马克思经济学中某些最深刻的内含。他对“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仍然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没有真正贴近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而不接近这种表面，就不可能合理地设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目标。莱博维奇为我们指出了重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但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有待于发展。
本文依次考察了构成剩余价值论前提的十大假设，这些假设虽然在以往的文献中程度不等地被讨论过，但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批判地考察这些假设的同时，本文尝试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范畴进行了再定义。需要强调的是，采纳这一新定义并不违背剩余价值论的主要结论，即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剩余价值是扣除了劳动力价值以后的余额。由于本文放弃了将劳动力价值作为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的假设，劳动力价值只能是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这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条件——是通过产业后备军这一特殊的制度来保证的。这一点也意味着，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将主要取决于两大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各自阶级内部的竞争，而不必依赖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一定时代始终不变这一假设。因此，新的定义支持了莱博维奇的下述观点，即阶级斗争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要起着比马克思所承认的更为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