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莱博维奇的上述论述也包含着缺点。首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必须”何以产生的论证是不够充分的。在以往的阶级社会，被压迫者也有实现其需要的愿望，但他们并不被承认为权利对等的主体，其愿望也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的“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需要的满足就可以成为和资本的价值增值对等的另一个“必须”呢？或言之，什么原因赋予现代工人阶级以特殊的地位，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以往时代的斗争相比要更富有成效呢？在解释工人阶级必要生活资料增长的原因时，莱博维奇一度谈及公民身份所起的作用，但他的讨论远未展开，只限于一段对马克思的引征：工人阶级取得一部分使用价值还“得益于劳动者在社会中的成员资格——就像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等等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55)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理论在政治学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公民身份的角度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角色是两重的，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又是拥有各种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公民。公民身份的扩展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是诉诸阶级斗争而实现的；(56)也正是公民身份的扩展，赋予工人阶级的斗争以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特殊性。现代公民身份理论的创立者马歇尔曾提出，借助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人们的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是可以分离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服务(如健康和教育)，是以实物的形式，通过非价格机制来分配的。(57)这些作为实物的收入构成了工人的间接工资，增加了工人所能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曾经将现代雇佣工人和古代世界的奴隶相类比，完全撇开了两者在经济地位和政治、社会权利上的差别。(58)科恩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正确地批评了马克思，指出现代雇佣工人不仅拥有组织成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也是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允许的。(59)
然而，在承认现代雇佣工人的特殊地位的同时，仍须看到资本一方毕竟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足以使其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取得结构性优势。公民身份的扩展虽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但公民身份本身并不是可以独立于阶级斗争而独立地发展的，其内涵既可以在特定时期内不断扩展，也可能在特定时期内萎缩下去。正如前文提到的，在1972-1995年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长期持续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此意义上，莱博维奇提出的“两个必须”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