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世界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工业文明的前景》中讲过一段颇为深刻的话。他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而是工业文明与人性斗争(BertrandRussell，1923）。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性”二字。
“人性”是资源环境命题的最高境界，它表现为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据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大气达标数值；化学需氧量排放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这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何谈人的尊严？个别地方发生的环境事件已敲起了警钟：我们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没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内生的“绿色骚乱”。
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末期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这是对国人的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的庄严承诺。如何实现？应从四条线路推进：第一条是技术线路：向技术要生态福祉（如LED技术等）；第二条是结构线路：向结构要生态福祉（如首钢搬迁改成文化园区等）；第三条是政府线路：向规制和政策要生态福祉（如环境税以及对环境的其他管制，用李克强同志的话说，环境执法不应是“棉花棒”，而应是“杀手锏”）；第四条是市场线路：向产权要生态福祉，要有“天（环境产权）、地（资源产权）、人（环境人权）”的广义产权思路（常修泽，2009、2010）。
习近平同志在海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倘能按上述四线路推进，中国人的生态福祉就能得到提高，环境人权也就有相应的保障。
（五）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
这是一个极富人道意味的命题。2015年春夏之交，贵州毕节市四个孩子的自杀，再次震惊中国。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折射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中国城乡之间（也包括演化到城市内部）的制度性“鸿沟”早就应该填平了。
这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本思路是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同时并存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城内融合”。首先，应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以“城乡共荣”为前提，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其次，着力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使进城农民市民化。
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须重点推进四项制度改革：(1)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到2020年，基本建起新型户籍制度，使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权、宅基地使用权。同时，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改革，保护成员的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3)公共资源的配置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均衡配置。(4)社会保障制度,使城乡居民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当前，外出农民工这部分群体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还很低，需要做艰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