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两种“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变GDP在官员内心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来出现一种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澄清和纠正。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即：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进“五环式”改革。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指出，新阶段历史要求中国开展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和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发表的文章对此已经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参见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探讨——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6期。]。在新阶段，无论是哪个结构转型，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体制。可以这样说，没有“五环”改革的突破性进展，经济结构的改造、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新阶段应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五位一体”改革“蓝图”推进全面改革，扫除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这就意味着，本文研究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五环改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败与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障碍，其中，严重的腐败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春秋时代郑国政治家子产曾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果执政者严格执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试法，相反，如果执法者太过懦弱，就会有人“狎而玩之”。
中国确实有过“水懦弱”的情况。不是不想医治这个“患病的机体”，但当“打开”之后看到“五脏六腑”已经那样，没敢动“大手术”，只好“缝上”继续维持。于是历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纵欲妄为、“玩死”自己。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中国需要严厉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切实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过“反腐败”，矫正权力与资本结盟、权力与利益交换的格局。同时，必须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决策者也不能顺着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思路来决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才能开创改革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常欣,2014:《增长动力转换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常修泽，2008：《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常修泽，2009：《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常修泽，2013：《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常修泽等，2013：《创新立国战略》，北京、海南：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诺思，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德]恩格斯，1986：“致朱·卡内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恩斯特·卡西尔，1985：《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马克思，196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