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对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战略的新思考

论人本型经济结构

——对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战略的新思考

常修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5期总第181期

2015年9月

　[内容提要]

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文章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并将此核心范畴作为主线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大结构中，认为在需求结构上，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上，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要素投入结构上，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在资源环境上，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在城乡结构上，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在区域结构上，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此外，文章认为，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必须真刀真枪改革，克服两种“本位”,推进“五环式”改革，持续反腐败并突破固化利益格局。唯有此,结构转型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

关键词：

经济结构转型 人的发展经济学 人本型结构论 制度支撑

作者简介：常修泽，中改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国家多年来一直强调“调结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结构转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构转型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从深层次探究，其根源之一在于没有摆脱“物本位”和“官本位”的束缚。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多种视角。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选取了一个新视角——“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研究探讨如何以人的发展为主线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力求将此主线贯穿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之中，故曰“人本型结构论”①。

[①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邀请，2015年2月26~27日，笔者在布鲁塞尔出席了该中心主办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在关于“走向创新市场领导者：中国‘十三五’规划”高端对话环节，以《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为题，阐述了本文的基本观点(见“中国改革论坛网”之专家动态《常修泽教授出席“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并就中国“十三五”规划议题发言》)。因会议发言时间所限，当时笔者只扼要阐述，未及全面展开。现以笔者即将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书稿为依据，系统阐述本人的学术观点，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一）需求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曾对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一般联系有过精辟论述，其中明确指出，生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终点”，“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参见马克思，196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3~762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制度的规定性，其生产目的更应是为了“人”及“人的需要”。要说“常态”，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常态”（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下行时，作为“保增长”的经济手段。这是本人主张的“人本型”结构与“物本型”结构不同的视角）。固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需保持相应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但不应忘却生活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在实践中不应挤压消费，尤其不应挤压居民消费。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是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长期在60%~70%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新世纪后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略有回升至49.1%(参见图1）。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5.7%（中国国家统计局口径），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本文涉及到的世行数字，引自世界银行资料库；中国官方的数字，引自《中国统计年鉴》，不一一作注。]。

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投资率呈现上升态势。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消费率，致使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低下，不仅低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尤其是与人相关的“居民消费率”更低，见图2和表1。

　表-1居民消费率的国际比较详表（2012，%）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从表1可以看出,按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4.6%(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为36%)，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68.6%，德法英等欧洲国家为55%~65%，日韩等东亚国家为50%~60%，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为60%~65%（见表1）。

总之，中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低迷状态，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却处在“亢奋”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过一句格言：“死人抓住活人”[所谓“死人抓住活人”,是马克思《资本论》序言提到的一个格言。它是指前人的思想禁锢了后人。本文借用这一句式，阐述“死物（投资）抑制活人”，也是对人的一种“禁锢”。]；而现在的中国是“死物（投资）抑制活人”，笔者称之为“物本压制”。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首当其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