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颇不平衡的国家。为避免“板块群体碰撞”，27年前即1988年笔者主持曾提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区域“均衡发展”的情结[1988年5月4日，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清样》第1182期，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为题呈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瞭望》周刊发文介绍了这一战略构想。《瞭望》周刊（1988年第21期）指出，常修泽等提出的“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
27年过去了，新阶段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呢？经过近年研究，笔者建议实施升级版的“四沿”发展战略：首先是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特别是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沿海地区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二是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三是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大陆经济发展。四是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方式。
从整个中国的视野去考虑问题，除了大陆区域之间的人际协调以外，还应包括港澳台地区与大陆之间的人际协调问题。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虽已纳入“一国两制”范畴，但2015年6月18日的政改挫折表明需要有新的协调。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则是一种“特殊的区域关系”，如果忽视乃至丢掉这一块，中国的区域结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应根据ECFA生效之后两岸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变化，将两岸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融合到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并在实际行动中加强两岸合作[对笔者的建议，台湾地区《旺报》（2010年10月6日）、台海网（2010年10月6日）和中国改革论坛网（2010年10月9日）上都有过报道。]。
四、真刀真枪改革：为“人本型结构”提供制度支撑
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前面阐述的经济结构转型，除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更涉及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问题。在酿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论”的重要动力。结构转型，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如果真转型，那就请扫除体制障碍吧。
第一,真刀真枪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整个决定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阶段各个相关领域“滴灌式”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两年来，中国改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作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虽有一些新的举措，但总体判断，仍缺乏比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枪搞改革”，点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两种“本位”。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题记曾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常修泽，2008）。
“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在结构层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经济结构”。“人本”的对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为什么人本型经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复杂。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体系与财税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微观化。经济利益驱动与政治晋升拉动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双驱动”机制。虽然近年一些人文发展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开始被重视，但惯性仍然存在。由于没有实现发展理念转换，GDP仍在官员内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经济人”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纵向的权力来源结构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