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中国提出“调结构”非自今日始。但多年来，总的看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原因何在？虽然有外部冲击的客观原因，但从深层根源说，基本上还是一个旧的发展理念和体制在惯性运作、在束缚着中国。这里面要害是以GDP为中心的速度增长主义的思想作怪。
先看一个基本事实：多年来，中国以GDP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请看30年两条曲线的“剪刀型离差”（见图3）。
从图3所示可清晰看出：30多年来，上曲线所表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陡然上升；下面两条曲线所表示的城乡居民收入线虽然也在上升，但与GDP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一个“剪刀差”。上面线可称“GDP增长指数线”，下面线可称“民富增长指数线”。这个图反映了中国“GDP增长线”与“民富增长线”的离差程度。
既然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那么，怎样才能使GDP高速度增长呢？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于是，“投资驱动型”模式应运而生。进一步往下挖掘：“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们发现了“物本位”与“官本位”的内在联系。“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要摆脱这一链条的惯性运作，必须从源头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某种阶段性变化。总体上判断：到2020年中国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中国将转入以追求人自身更高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进阶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讲究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也更有意义。一方面，客观地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从现实来看，在“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方面，中国的“人本”还处于“低端”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的自身，“无限制新人”背后所隐含是更富独立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常修泽，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