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另一种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
讨论要素投入结构，不能仅仅分析劳动力投入与技术投入的关系，在人类面临环境挑战的今天，必须重视投入结构中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在中国，这表现为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年来，北京和若干城市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肆虐，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环境资源已经被严重“透支”。
正是这种“透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笔者在《广义产权论》一书的题记中写道：“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财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常修泽，2009）。考虑到中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发展思路上必须改弦易辙。
（五）城乡结构
城乡结构问题，是特别富有人道主义内涵的一个结构性命题。如果单纯看“进城”比例而不考虑是否享有城市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话，2012年中国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是这个口径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半年以上）来统计的，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仍然仅为35%（户籍人口），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
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指出，城镇化最深刻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常修泽，2008）。农村人是不是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了城市提供的各种福利？农村的孩子能不能跟城里孩子一样上公办的小学、初中？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到医院用医保就医？总之，一句话，是不是享受了城市的文明？是不是融入了城市？
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特别是户籍身份上所附着的福利差异，2亿多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雇主或单位为外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6.7%、26.2%、17.6%、10.5%和7.8%。从近七年调查数据看，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五险”的参保率提高了4~6个百分点，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
(六)区域结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随着各具特色的区域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从《中国统计年鉴2013》反映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东部地区仍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面积占第一位、人口占第二位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十分滞后，其中潜伏着许多内在的矛盾。
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和挑战。就全球来说，主要是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三大潮流;就国内来说，主要是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迁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资源环境矛盾的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的迅猛到来，不仅改变着经济发展结构，而且改变着人的自身，使人自身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无论是需求结构，还是供给结构，抑或是要素投入结构，都将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进一步凸现，促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