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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对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战略的新思考(4)

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一个幽灵,一个以“增长中心主义”为宗旨的物本型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即使在近年最新的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讨论中,这一气氛也苦苦挥之不去。究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导向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出发点放在哪里?这里专门讨论一下“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

在讨论之前,需要科学把握“人”的内涵。按照笔者的《人本体制论》的论述,应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常修泽,2008):

一是横向上的“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笔者强调,在讨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型时,应把握“全体人”:在消费结构上,既要关注富人,也要关注穷人和中产阶层;在城乡结构上,既要关注城里人,也要关注乡下人;在区域结构上,既要关注东部人,也要关注中西部人。在实施转型过程中,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二是纵向上的“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和“代际公平”并重,据此推进结构转型:在产业结构上,不仅要考虑满足“当代人”需要的服务业,还要考虑满足“跨代人”需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强化当代的“节能减排”,还要考虑长远的生态建设,以期使多代人获得生态福祉。

三是内核上的“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之人”。在“人本型结构”中,作为“主体化”的“人”有多种需求,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需求等等。因此,经济结构大系统的各类结构,必须设法满足“人”的多种需求。这不仅涉及经济结构本身,而且涉及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政治结构。

笔者主张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指导理念,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1848)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曾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意味深长的是,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他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正是基于对这种“新社会本质”的认识,马克思预言,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基于此,在拙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笔者曾指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当然,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还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之时,国外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就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古雷特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存”,指创造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能力;二是“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的感觉;三是“自由”,指从贫困、无知和卑贱三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Goulet,1971)。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佩鲁指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Perroux,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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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