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成思危先生
章晓洪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从7月12日当天得知成思危先生逝世至今，我一直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成思危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却还每天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成思危先生，是在2010年10月份。记得2010年10月的某一天，那天上午我接到了全国人大一位朋友的电话，他问我第二天晚上是否有空，邀请我参加桥牌协会举办的一个小型联谊赛。我对桥牌虽然不精通，但却充满兴趣。我很高兴地参加了第二天晚上的桥牌活动，那天晚上我意外地见到了成思危先生。由于我本人一直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故对成思危先生对中国证券市场及风险投资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仰慕已久。在那晚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我主动向成思危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成老听说我是从事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非常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当我向成老介绍了我在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帮助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情况时，成老尤其感兴趣。由于当天晚上时间有限，他主动邀请我于第二天下午去他办公室继续交流。就这样，我从此与成思危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我经常参加成思危先生的演讲与座谈会等活动。当我对经济及金融问题迷惑不解并向成老请教时，成思危先生经常让他秘书排时间单独与我交流。5年间亲闻目睹了成思危先生的很多言谈举止以后，我被成思危先生渊博的知识、清晰的思路、独到的见解深深折服。
2013年下半年，我有幸能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当访问学者。但我内心又有点放不下自己的工作。当我为此事专门请教成思危先生并谈了自己的顾虑以后，成老非常坚定地鼓励我要珍惜这次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机会。成老谈了自己1981年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去哥大学习将是我此生深入理解金融学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成老认为工作上的事为此可以暂时放一放。成老的鼓励，坚定了我2013年下半年去哥大学习的决心。
2013年11月份，我在电话中向成老汇报我拟与美国华尔街一位律师朋友合作，写一本比较美国与中国金融制度的书。成老对此非常支持。他认为有写书这个压力与目标在，这对我在美国哥大的学习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毕竟人有压力和目标以后，读书的效率肯定会提高不少。成老在电话中还表示愿意为我这本书作序。成老的鼓励让我信心百倍。当我于2015年5月将书的初稿发给成老以后，成老足足花了两周的空余时间，通读了两遍，并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成老同时认为我们原来的书名不妥，建议我们将书名修改为《金融与中国经济》。通过出书这件事，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成老严谨的治学作风。
2014年8月的某一天，成老发了一条短信给我，问我2014年10月初是否还在美国？他说他已确定于2014年9月底将去美国参加 “中美经济对话论坛”，到时可以和我聚聚。成老那次来美国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张。我在他下榻的位于美国硅谷的酒店和他相聚以后，他说他第二天早上5点多还要出发去机场赴华盛顿参加会议。成老的秘书告诉我，第三天成老还要一天飞两个美国城市参加活动。我一方面被成老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真担心他老人家的身体如何能承受得起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我最后一次见成思危先生，是在2015年6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他的病房里。成老本来答应我参加我们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6月27日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论坛并作专题演讲，但遗憾的是他因病在身，无法参加我们的论坛。成老那天要求我到时向与会嘉宾转达他的歉意，并让我带了一份他写给论坛的贺信。成思危先生在生病期间还如此重视他原本约定的演讲安排，当时我虽在他病床边想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睛。那天成老的精神很好，在病床上同样谈笑风生，并对我今后的工作又作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那天我还向成老汇报，我说今年初我的本科母校浙江财经大学邀请我担任了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该研究院下面有7个研究中心，学校领导希望邀请成老当我们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成老高兴地说等他身体好点以后，可以考虑此事并到浙财大走走。我做梦都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与成思危先生最后的永别。
成思危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我心目中的成思危先生，却永远是如此的神采奕奕，如此的博学、开朗、睿智。成思危先生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及“中国创业板之父”，但他从不将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向人主动提起。成思危先生待人处事，不管对方地位高低，他总是真诚、随和与热情。
成思危先生，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慈父与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