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危天下敢直言
马光远 经济学者、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
7月12日凌晨，我敬爱的恩师成思危先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近一年来，先生一直与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也一直为先生祈祷，相信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先生的乐观精神一定能够战胜病魔。当得知先生离去的消息时，深感震惊与悲痛。
我们欣慰的是，不仅仅我们这些门生和亲友为先生的离去感到痛惜。网络上甚至很多不知名的人也对先生在经济、管理、金融、系统科学等领域，特别是先生对中国经济很多领域拓荒式的卓越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型官员的离去，引发各界自发的追思和怀念，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痛失恩师，国家痛失栋梁！
作为成先生的学生，先生不仅是我过去10多年学术上的导师，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人生的导师。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在学术领域的造诣自不待言，无论在管理科学、虚拟经济还是金融领域，无论在学科理论和实践领域，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呼不过是对他学术人生的褒奖之一而已。在和先生10多年的交往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鲜明的人格魅力，对学术一丝不苟的认真，言传身教，处处感染着我们，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先生一生功勋卓著，有很多的职务和身份，而学者这个身份是先生最看重的。几十年来，他一直秉承学者的本色，投身学术，为国建言，为中国经济呐喊。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先生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学术，都极其严格认真。记得我第一次见先生，先生就把他一直教导学生的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送给我，并要求我努力做到。作为老师，成先生的严格认真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不了解成先生的人，以为他这样日理万机、位高权重的人带博士不过是挂个虚名，学生很难得到真正的指导，甚至见他一面都非常困难。在正式投身先生名下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先生的严格。成先生不仅没有那么“难见”，而且是每个月，他一定会抽出时间见我们，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每个月见他的日子，我们既紧张又期待，如果在一个月没有任何成果和心得，去向他汇报是很尴尬的。在当前很多高校的专职教授一年都见不了博士生几面的今天，成先生这种每月的见面在很多人眼里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在先生的晚年，先生特意给他所有的学生开了三门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默顿的《金融学》和《中国特色经济学》，先生把经典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现实结合，通过大量的中国经济和政策决策的实际案例，讲授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先生的这三门课，是我这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最学以致用的课。即使在我毕业之后，我仍然坚持每个月参加先生的研讨课，向他汇报每个月的工作和学习情况。
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这是各界对他最多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评价。无论先生政治地位多高，他都没有放弃自己说真话的本色。他的办公室，挂着他的人生格言：“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他不仅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他一方面鼓励我们大胆创新，但同时，又要求我们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要不带任何利益色彩去发表观点。我因为工作原因，身兼一些媒体的专栏写作和评论员，经常会发表一些言论，写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文章。先生经常要求我在发表文章和观点时一定要慎重。记得有一次，我就国内一个跨国并购的案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见他，当面对我提出批评。批评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观点，而是他之前知道我所在的机构参与了这起跨国并购，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回避，不应该公开发表任何观点。还有一次，我就一些教授联名上书要求救股市的事进行批评，先生也是第一时间见我，对我表示支持，他认为我发表的观点没有错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他自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一个学者说真话的本色。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观点和一些领导人并不一致，我们对此很担心，但先生坦然面对，说，“我是学者，我怕什么，我会把握度。”正如他在6月11日他的生日时题诗所言：“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先生离去之后，我在微博中写到：“先生是少有的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也是很多人怀念先生的重要原因。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认识先生并有幸投身先生名下攻读博士，源于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他一生浓烈的爱国情怀。先生一生三次重大的人生选择，都是基于他的家国情怀，都是为国家改变自己，都是基于他对国家和民族一贯的赤子之心。无论先生身处顺境逆境，都将祖国的强大和繁荣作为自己人生的精神坐标。先生一生所思所学，都以祖国的强大繁荣为己任。在官方发布的先生的生平中，特别肯定先生在各个国际场合发表演讲，为中国经济鼓与呼的做法。因为先生精通外语，学识渊博，具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又身居高位，从国际沟通的角度而言，成先生是少数熟练地用英语等国际语言在公开场合宣传中国，推介中国的领导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叫做“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的系列演讲。先生用英语演讲，而且脱稿，内容生动丰富，欢迎现场互动，每次演讲，现场都是掌声雷动，起立为先生致敬。即使在他去世前，他依然关注中国的经济战略问题。在成先生去世前的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金融问题需要战略观》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他在文章中驳斥“阴谋论”的同时指出：“应该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国际金融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身患重病，仍然牵挂国家经济安危，他以他人生实践兑现了他的人生承诺。
作为学者，成先生完美诠释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高贵人格，一个身怀家国之情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成先生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盛赞、怀念与爱戴，是他的道德文章与对祖国的卓越功勋，更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对真理和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以及对自身独立人格的坚守。正如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所言：“成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处高位、敢直言’的学者风范，是居安思危、盛世敢建言的审慎乐观的学术精神。他是一位敢讲话、讲真话；能建言、建诤言的学术大师。”他以他灿烂的人生经历践行了他“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并激励我们继续追求真理，报效国家。
敬爱的成先生，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