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先行者”
生态文明建设中那些先知先觉、又具备必要条件的社会主体的先驱性或示范性行动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先看到一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个例，然后这些个例将会凭借自身的吸引力和国家与社会的政策鼓励，逐渐动员起一种全社会的文明变革力量与进程。
事实也是如此。“以点带面”、“以促带建”，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部自1995年起主导开展了从“生态示范区(省、市、县、镇、村、园区六级)”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的试验，已形成了“一个文件、三个阶段、六个层级、五大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格局；水利部自2013年起主导开展了“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试验，目标是建设一批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到位、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到位、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到位、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到位、水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到位的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发改委自2005年起主导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的试验(涵盖重点行业、领域、产业园区和省市)，力促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2010年起主导开展了“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的试验(包括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2013年底又联合其他5部委出台了“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试行)”，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支持100个地区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这些“生态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和“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现实实践中都至少面临着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经济发展或增长压力的挑战，二是本地范围内或层面上多元价值目标之间冲突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对于前者，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相对宽松和多元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与考核体系，从而相对减轻它们因从事环境友好政策与制度创新而很可能受到影响的经济或GDP增长；而对于后者，最根本的还是这些“绿色先行者”作为政治与社会引领者的先进意识、政治勇气和大众支持。
比如，由环境保护部主导开展的“生态省、市、县”建设于2000年正式启动。到2012年，全国已有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山东、安徽、江苏、河北、广西、四川、辽宁、天津、山西、河南等15个省份开展了生态省建设，超过1000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县的建设，并有38个县(市、区)建成了国家级生态县，1559个乡镇建成了国家级生态乡镇[12]。
其中，2003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山东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生态省是指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实现了协调发展、各个领域达到了当代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省份。其主要标志是：生态环境良好并且不断趋向更高水平的平衡，自然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和利用；以生态或绿色经济为特色的经济高度发展，结构合理，总体竞争力强；现代生态文化形成并得到发展，民主与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程度高；城市和乡村环境优美，人民生活水平全面进入富裕阶段，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得到根本控制和基本消除。为此，山东生态省的建设将抓住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循环经济三大重点和结构调整、水资源优化配置、国土绿化、污染防治四个关键环节，力争到2020年，在全省初步形成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体系、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体系和体现现代文明的生态文化体系[13]204-211。
再比如，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浙江省致力于生态立省，努力打造美丽浙江。浙江省是国内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份，相应地，资源环境约束较早凸现。2002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2003年，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决定。2010年，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提出，努力把浙江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2011年，省委省政府全面部署开展“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2012年，省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将“坚持生态立省方略，加快建设生态浙江”作为六大任务之一。为此，浙江省重点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保障，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行动体系；二是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不断营造共建共享生态文明良好氛围；三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切实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效；四是健全完善生态环保制度，逐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13]129-140。
总体而言，无论是山东省的“生态省”建设还是浙江省的生态文明建设，都还处在一种初始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各级政府扮演着一种主要的“绿色先行者”角色，相比之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展现。而问题是，在各级政府长长的“目标”或“任务”清单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显然并非处在一种“优先”地位。因而，如何构建一种多维行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仍是“绿色先行者”大量涌现与茁壮成长的深层次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