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新人”培育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正如“十八大”报告已阐明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我们发展、价值、文化理念的不断生态化革新，从而最终确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观、价值观和文明观。而研究与传播这样一种发展观、价值观和文明观，正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或生态文化理论的任务与使命[8]。
广义而言，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对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回应与互动所形成的众多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的总称，具体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文学(艺术)、环境史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公共管理)、环境教育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等，同时还应包括近年来在属于理工门类的以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主体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一些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属性的分支学科，比如环境伦理(哲学)、环境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环境与公共管理、环境与国际合作(法)等。
此外，基于哲学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还可以把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或生态文化理论分为“深绿”、“红绿”、“浅绿”三大阵营[9]。“深绿”理论强调的是公众个体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变与提升，从而自觉地把个体生活与生存理解为自然生态整体的一部分，认为单纯的制度层面变革并不能真正消除生态环境问题。“红绿”理论强调的是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导，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与重建来克服生态环境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在性矛盾注定了它不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做到这一点。“浅绿”理论强调的是通过经济技术手段与公共政策管理的渐进革新，来切实抑制或减缓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都很难设想会经常发生。
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是基础性的和多方面的。比如，环境哲学与伦理研究不仅会致力于提供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学理阐释，比如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生态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前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形态多样性和建设路径多样性，如此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能够从哲学层面上阐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和当代中国之间一种特定的理论与实践相连结的正确性、合理性、可能性。比如，中国传统的综合性、复合式辩证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提出和实践究竟会扮演何种意义上的独特角色；另外，作为一个较后现代化的全球性大国，应该有着更多的主动超越现代化进程的主客观条件或优势。
环境史研究的最大可能贡献，也许不在于忠实记录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经验教训，甚至不在于系统挖掘整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中的生态智慧与实践做法，尽管上述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而在于我们依此得以重建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与文明观，即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甚至只是经济史或政治史。正如环境史学家已阐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自然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科学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空前生态环境压力与破坏。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性意涵，就是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历史观、文明观来面对自然、反观自身。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文明时代：不仅是我们人类，自然环境本身也在成为历史与文明创造中的主动性角色。
环境政治研究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只有在一个生态民主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才能得到实质性推进。在当代中国，这包括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元素：政治(发展)意识形态不断绿化的政治领导者即中国共产党，和在教育与自我教育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生态新人”或“生态文明公民”，而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体制与制度体系，才能实现二者的长期有效性连接。而国际环境政治所关注的绝非只是在跨国或全球舞台上捍卫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主动参与并逐渐构建一种国际(主流)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循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和制度平台。必须承认，“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术语正遭到像“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那样的国际对话与传播困境，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做出一种符合时代趋势与话语风格的意涵阐释。
总体来说，我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初创以来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科学(技术)相比，还处于严重滞后的不相称局面。除了相对成熟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外，其他分支学科仍处于一种交叉边缘学科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