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从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引入市场经济和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风险不断增多的过程。在国家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风险的来源少，扩散也会受到单位体制、城乡分割体制、户籍制度等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和风险扩散的途径。但是，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所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意义的风险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在许多地方依然占主导地位，所以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二是尽管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但是由于中国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改革和制度转轨，所以制度不完善或者能力不足，使得制度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除了多种风险共存并大量涌现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从事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业为这些风险的放大提供了条件。
这些变化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产生了两大冲击：一是既有的治理结构虽然在集中资源办大事方面依然保持着很高的效力，但是应对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微观化、个人化、突发性的问题却有些无措。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国家依然能够兴办大规模的工程，举办大型的活动，另一方面却在日常生活的治理中不断出现漏洞和失误，造成了民众的期望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差距的拉大。第二个冲击是前者的后果，即治理结构的核心——国家的权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中心传统，社会服从国家权威，但是在处理大量新问题的时候，国家无论在反应速度还是解决能力上都存在着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典型事件中表现出的弱点使社会公众和团体对国家权威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产生了质疑，国家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对国家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对各种制度的不服从，这无疑破坏了整个社会构建信任关系的环境，并使社会行为者无法有序地安排自己的行为预期。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因此产生。这既破坏了社会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反过来也对国家作为治理核心的地位和能力提出更严峻的挑战。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路径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出现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时代课题。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各种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方案先后被倡导、尝试，然后失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动员和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建立了新中国，真正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了第一波国家治理现代化浪潮。第一波浪潮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是实现了国家统一、主权独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其次是通过经济社会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国家有效地渗透和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第三是建立了包括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国家制度。毫无疑问，第一波浪潮的核心是国家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控制，最突出的治理效果是国家集中资源推动的工业化和对基本公共品的保障，最明显的治理失效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