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治理危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改革政府，鼓励治理创新。政府创新成为世界性潮流，联合国为此还成立了全球政府创新论坛，为各国交流经验，形成共识提供平台。卡马克在本世纪初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20年的改革实践，总结了低成本政府、优质政府、专业政府、电子政府、较少管制的政府、廉洁和透明的政府等六个基本特征。［9］在她看来，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如何认识政府与私人部门、公民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换句话说，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如何形成适当的关系，是各国乃至全球层面建构有效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而国家又是这个结构中的核心主体。正如福山所说，20世纪政治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对国家职能和作用的争论。而后“911”时代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谈论这种争论，而是如何重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因为无论对于单个社会还是国际社会而言，国家的衰亡并不是通向理想国而是灾难的前兆。［10］
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呼唤着
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全面感受着、参与着世界性的变革，在与其他国家共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同时，也因为自身的独特性，经历着与许多国家不同的变革道路，并要解决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独特性突出体现为其变革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经历和自然条件的国家；另一方面，深刻全面变革又是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三种主要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市场机制发育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渐进增量式的制度改革与制度转轨以及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而这些力量背后的推动者就是国家。国家通过向市场、社会、地方的放权和赋权，将国际因素有目的地引入国内经济社会生活之中，使得国家完全主导，甚至包办一切的“全能主义”单一治理结构逐渐丰富起来，不仅出现了更多样的治理主体，而且国家掌握和学习运用着更多的治理手段。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也从变革的推动者逐步变成需要进一步变革的对象，甚至是被“倒逼”的对象。国家之所以成为变革的对象，是因为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 从控制型社会向自主型社会转变。在整体社会中，国家控制着一切，社会的各个部分不过是其命令的服从者和执行者而已。整个社会呈现为金字塔形，中央权力就是居于顶端的惟一决策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收缩是沿着纵向下放和水平转移两个方向发生的。在纵向上，权力向地方和基层下放；在水平方面，权力向经济和社会领域转移。权力的下放和转移实质上是控制的放松，社会活动主体自主决策权的加强。这样，金字塔型的控制式社会就逐渐向网络状的决策型社会转变。在自主型社会中，一方面社会自主决策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服从统一决策的过程也更加复杂，成本更高，需要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来整合多元化的决策主体。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实现集体行动能力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