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既有治理结构的制度核心，因此也成为了各类治理问题的聚焦点。所谓的治理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面临的危机。尽管各国由于国情的不同而遭遇的危机种类和陷入危机的程度不同，但是由于各国联系的加深以及全球问题的出现，危机的“蝴蝶效应”日益明显。一些重大危机到来后，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而那些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加脆弱，不仅会成为危机的滥觞地，也会蒙受巨大损失。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从被认为制度完善成熟的美国首先爆发，然后蔓延到欧洲，最后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影响至今。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6］
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面临着三个层次的危机：首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国家能力的有限性是客观事实，但是在国家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上，国家能力的不足会延误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一类是跨国界，乃至全球性问题。处理这类问题需要国家具有国际合作意愿并有达成意愿的合作机制；第二类是需要集中大量资源，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予以应对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要求国家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和社会号召力；第三类是涉及多个主体，尤其是其他主体能够抗衡国家权力，甚至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处理这类问题要求国家与其他主体之间有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国家能够说服或者强制其他主体采取共同的，尤其是具有长远眼光行动。显然，许多国家在面对这三类问题时，常常缺乏足够的资源、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应有的合作文化习惯。福山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政治衰颓趋势，由于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许多关系到未来以及更多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无法做出，形成了一种“否决体制”（vetocracy)。
其次是国家治理技术的单一化。国家合法垄断着暴力和财政收入，并且各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构建出一套有历史文化和制度机制支撑的治理手段和技术。国家治理技术的单一化是相对于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和治理问题的流动性而言的，依托属地管辖、部门负责的科层制治理方式就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问题［7］，虽然在形式上每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责任范围，但是一旦出现难以明确责任的问题，就容易相互推诿。更重要的是，面对社会主体需求的多样化，国家作为治理秩序的提供者回应常常滞后并且缺乏灵活性，并且缺乏将多样化需求进行整合、形成共识的有效机制。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掌握的治理手段和技术的丰富性往往与该国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面对诸多新的治理问题，除了缺乏资源外，在治理技术和手段上也是捉襟见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常常面对许多问题手足无措。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借用久违的国家干预手段。罗德里克形象地说，现在出现了民族国家、民众政治以及全球化的“三难选择”，只能有两个能同时共存。［8］
第三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合法地位受到削弱。国家是治理过程中唯一的公共权威，其他治理主体的合法地位往往来自国家的授权或者同意，而国家的合法性又来自社会公众对其的认同。然而，调查显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呈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的普遍性扩大、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的增强、多样化政治认同的出现等变化，一方面凸显了国家在解决问题上的失效，另一方面扩散了社会上的民粹主义和怀疑国家的情绪，从而加剧了国家权威性的弱化。在前苏联国家中出现的“颜色革命”，在中东地区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在欧美等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种骚乱以及最近在台湾地区、泰国出现的政治动荡，都显示出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