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理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各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存在着内容和程度上的较大差异。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来自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只有客观冷静地认识和承认这些变化，才能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提高国家行动的有效性、容纳社会公众的参与要求以及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国际认同度，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背景；深刻变革；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4)04-001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12B22039）中间成果
［作者简介］杨雪冬,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应对治理危机是全球性行动
关于治理的定义有多种。［1］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它们对于治理有着底线性理解，即将治理视为在具体领域中，使相应主体发挥各自作用，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联合国发展署(UNDP)的定义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治理的核心特点：“治理是指一套价值、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在这套系统中，一个社会通过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各个主体内部的互动来管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它是一个社会通过其自身组织来制定和实施决策，以达成相互理解、取得共识和采取行动。……治理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三个维度，可以在家庭、村庄、城市、国家、地区和全球各个人类活动领域运行”。［2］
治理理念也受到批评和质疑。有人认为它是新自由主义的改良版本，暗藏了西方的价值诉求，并且在具体实施中忽视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制度条件。［3］然而，这个理念在世界范围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这说明了治理理念及其衍生出来的应对方案，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全球范围出现的重大变化及其引发的治理危机的直接而全面的回应。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治理空间的多样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在改变着治理发生的空间。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支撑下以及各国政府解除管制改革的支持下，包括人口、物质、资金、信息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这些流动超出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不断产生和复制出多样化的社会空间，不仅产生了许多跨边界、超出单一主体控制的新的治理空间，而且为原来渐次发生的事件在同一空间中同步出现提供了可能，挑战着长期存在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区域重合的治理模式。
其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各类行为体数量的增多，自主性的增强，冲击着由国家设定和主导的治理框架，并且在许多公共问题解决上导致集体行动难题。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曾经是国家主导的治理框架中的治理对象，但是随着掌握资源的增多、自主性的提升，已经成为国家在解决许多问题上的助手，甚至合作者。它们也能通过自己的资源动员和集体行动能力，来制约国家的自主性。企业通过投资地的改变，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就业情况，社会组织通过价值宣传、社会动员，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具体决定。而个人“已经开始了一场技艺革命。”［4］个人利用交通通讯技术创新，特别是互联网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赋权挑战着国家对于信息的垄断权和管理权，放大和增强这些长期处于国家权力阴影下的个人和群体的影响。［5］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管辖权局限在领土范围内的政府来说，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具有了跨边界流动的能力，也能对政府产生更复杂多样的制约。
第三，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和风险化。大量新型治理问题不断出现，超出了单一治理主体的应对能力。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认同政治等新问题不断产生，具有涉及领域广泛、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等特点，其解决和应对已经超出了某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独立应对的能力。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这些问题存在着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双重转化。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是能够找到国际因素的，而众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另外，许多问题也是作为全球风险存在的。这些潜在风险一旦转变为现实威胁，不仅会影响到发生地人群的生存和发展，也会扩散到更大的地域和人群，甚至威胁到全人类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