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制定和这一改革的深入与“暂停”
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在基本完成拨乱反正的情况下，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以建立商品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改革的深入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但同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缓慢，已经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未能彻底落实，有的地方甚至程度不同地出现一些反复，例如1982年到1984年的机构改革就没有取得巩固的成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许多弊端，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依然相当严重，各级领导机关仍缺少应有的活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为政不廉、搞权钱交易、拉关系走后门等腐败现象仍严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放权，一些地方却以各种借口往回收权，中央的方针政策难以有效地贯彻执行。甚至许多早已在中国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也鱼龙混杂出现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
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加紧迫的要求，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摆脱滞后状况并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并不是单纯地来自旧的经济体制，而且还来自与旧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联的旧的政治体制，“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1]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再次郑重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多次发表谈话，对进行这项改革的意义、目标及内容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看法和意见。
（一）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邓小平首先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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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6、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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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逐步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就要求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程度，实行政企分开，适当分权放权，以利经济发展。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显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2]不仅如此，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邓小平指出，实践证明，中国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搞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
其次，邓小平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体制改革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其实质是通过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它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国家、民族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兴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