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共同走过的这段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岁月，颂扬了我们正在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生机焕发、充满活力的时代。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今，几乎没有人怀疑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它的意义。但在当初要对改革的性质作出判断却并不容易。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是怎样引导全党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性质，并不断推进这一事业的呢？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为改革定性，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5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邓小平两次发表谈话，对改革的性质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判断，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改革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后来，这两篇谈话分别以这两句话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邓小平著作中的名篇。
翻开《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发现，在1984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内，邓小平多次谈到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有过许多类似的判断。1984年他就说过：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后来又多次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革命一样，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这时说的改革包含了对外开放。他曾经多次说过：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集中地谈论这个问题，这样的判断意义又在哪里呢？一切还要回到当时的实践中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摆脱了贫困状态。1983年，邓小平来到江苏等地，实地考察了农村的改革。回到北京后，他用“喜气洋洋”四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受。3月2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时，看到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2月17日回到北京，24日就把当时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找到家里谈话。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因此，“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