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共权力群体与经济精英群体在某些重要利益方面的分享。这种利益分享主要是指，对于政治精英群体成员能够掌控、有着重要经济利益空间，同时又必须经过经济精英群体成员开发经营的事项，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从中“寻租”并获得高额利润甚至是暴利，而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则通过公权进行设租以分得一部分“寻租”收入。［15］这突出表现在两者在房地产领域的联手举动。通过房价飙升，政府可以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等，从而大幅度扩充地方上的实际财政收入，形成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而房地产商则能够获得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刷新了2011年3．15万亿元的历史纪录。［23］有经济学家指出，“据农口专家估计，通过出售从农民征用来的土地，各级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差价总额高达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24］ 第二，公共权力群体向经济精英群体的政策倾斜。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主通过政策的倾斜，向对方输送了巨大的利益，而自己则满足了政绩指标上的需求，一些腐败官员还得到了“好处费”。在这方面，特别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对资方过于优惠的政策。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出现了向新的企业主一方严重流失的现象。比较典型的事例是，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家热电厂是国有与集体合资的股份制企业，属优质企业，转制前一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 000多万元，其中上缴税收、折旧提留及利润就达1 300万元，净资产3 142．68万元。但在2000年，这家效益明显的热电厂就在转制中以4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19位个人。［25］
腐败问题的某种固化现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第一，会使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新的社会流动结构出现某种固化的现象。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十分重要。只有保持着一种上行和水平流动渠道的畅通，才能使一个社会保持着必需的资源有效交换的局面，才能使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也才能使民众对未来充满希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26］而社会流动结构一旦出现某种固化的现象，则意味着民众的上行流动渠道受到利益藩篱、利益壁垒的阻碍。有调查显示，在中国现阶段，“城市居民对在中国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认为可能性大和可能性小的比例相当，分别为36．6％和36．2％。”“民众认为在中国人脉／社会关系（16．8％）、权力／地位（15．6％）是决定一个人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只有7．5％的人坚持认为个人努力是决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比例还不及机遇（12．6％）、运气（7．7％）和命运（7．7％）。”［14］（P159）如是，不仅社会的发展活力会被削弱，而且民众对未来的希望也会程度不同地减弱，进一步看，这无疑会积累并加重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腐败问题的某种固化现象会催生社会利益结构失衡的局面。有学者指出，“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27］（P396）此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腐败问题的某种固化，意味着位居有利位置的群体往往可以以某种优势方式如权力，以其他群体利益受损为必要前提，让利益向自己一方倾斜。换句话说就是，此群体利益的扩张往往是以损害彼群体的合理利益为代价。于是，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便会出现一种非互惠互利的恶性互动而不是良性互动的局面，社会矛盾由之加剧。
第三，腐败问题的某种固化现象如果长期延续并发展下去，还会进一步加重腐败现象。这一现象所催生的某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某种有害的势能，为腐败问题的蔓延留下巨大的空间，而且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腐败问题总量会呈现出某种加速度扩张的情势。这一情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矫正，其后果的严重性很有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