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种种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同以往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转型期的腐败问题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主要包括：腐败问题的波及面十分广泛，横跨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某种固化现象，并对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演化具有某种消极的影响；群体性腐败色彩明显，给反腐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腐败问题与鼓励试错的改革背景交织在一起，有时会借试错（探索）的名义和理由出现甚至是扩张起来。反腐败的有效途径在于标本兼治。治本性的反腐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反腐败不陷入歧路；能够巩固治标性反腐败的成果。治标性的反腐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对腐败问题不断保持一种压力和声势；能够积小胜为大胜；能够为法治社会的建立进行有效的铺垫。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急剧转型期，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普遍增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1］当前，社会规则体系正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中，换言之，在不少领域存在着规则空档之处。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政府在中国转型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转型期的腐败问题开始形成、扩张。同以往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转型期的腐败问题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腐败问题的波及面十分广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出现了大量的腐败现象。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2］腐败问题波及面之广泛，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时期。无论是从纵向官员职级的角度看，还是横向所涉领域的角度看，均说明了这一点。
从纵向官员职级的角度看，被查处的腐败问题官员，包括了上至省部级官员（含省部级以上）和下至科级官员乃至“村官”等各个职级的官员和“准官员”。从1986年至2012年，一共查处省部级腐败官员134人，平均每年4人以上。这些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以及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国家部委局中，铁道部、国土资源部、药监局是省部级腐败问题官员被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涉及腐败的省部级高官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广东查处的人数最多，为8人。［3］2013年一年（截至12月10日），被查处的腐败问题省部级官员达到了创纪录的18人。［4］据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些省部级腐败问题官员涉案金额多在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比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受贿金额高达1．9 573亿元，被判死缓。［5］地厅级腐败官员也是为数众多。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5 300万余元，被判死刑。［6］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受贿4 700余万元被提起公诉。［7］被查处的腐败问题县处级官员更是数量巨大。仅2011年一年，被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4 84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8］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转型期，出现了一种“小官大贪”的现象。一些基层官员或准官员，凭借手中的公共资源优势，获取了巨额资金。比如，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郝鹏俊被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包括在北京、海南等地购买的房产38处，仅北京35套房合同房价款就高达1．7亿元；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的存款1．27亿元。这些惊人的“财富”主要来自郝鹏俊的大煤矿。［9］再比如，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居委会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 000万元；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区居委会干部黄梅生涉嫌贪污受贿130万元。［10］
从横向所涉领域的角度看，腐败问题官员横跨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寻租”空间的领域，就有腐败问题官员的身影；凡是“寻租”空间大的领域，腐败问题官员的表现就相对比较严重。一个明显的轨迹是，腐败现象由最初主要发生在商品流动领域，开始转向一些重要的资源部门、垄断性行业和资金高密集领域，如国企、房地产、财经、国土等。这些都是资金密集领域，而且这些领域都属于非充分市场化的领域，存在巨额的利润空间，加之这些领域缺乏强有力的监管，这就为腐败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尤其是在国有资产出让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职权相互勾结、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公共资源的流失。［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