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腐败问题出现了某种固化的现象
中国转型期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结构的演化，而腐败问题是同社会结构的演化，包括原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新的社会结构定型过程相伴随的。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化，腐败问题也因之具有了某种结构化的特征，并对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演化具有某种消极的影响。
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某种程度的结构化，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公共权力群体自身利益的固化和膨胀。
第一，这一群体成员收入及福利待遇优于其他职业群体。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如果单从工资收入看，公务员收入属于社会平均水平偏上，还不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如果从待遇的稳定性和隐性福利待遇来看，公务员群体则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个人一旦获得公务员的职位，就很难被辞退而陷入失业的境地。公务员的隐性收入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福利待遇。公务用车的改革，使大量公务员多了一项别的职业群体所没有的“车贴”收入。比如，从2009年起，杭州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公车改革，开始发放“车贴”，将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 600元9个档次，交通补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以用于乘坐公交车、打的、加油等各项交通事务支出。［17］另外，还有两件事情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住房。住房是目前大多数居民家庭财富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公务员大都曾获得过福利性分房。这种福利性住房的价值随着房价飞涨已增值了不少倍。即便是现在名义上已经停止了福利分房，但不少地方、不少部门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如“集资建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开了政策口子，为本群体成员谋取住房福利。二是养老保险。“公务员的最大优点在于工作时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但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80％—90％）却大大高于企业职工（40％左右）。”［18］
第二，行政部门利益化。一些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审批、罚款、收费等公共权力，扩张本部门本地区政府的利益。2006年的国家审计报告发现，权力收费的现象比较突出。抽查26个部门所属的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发现，有5个部门将享有的收费权转移、分散到下级单位，涉及收费4．84亿元，仅2005和2006年，这些单位就因此受益1．15亿元；有12个部门所属或管理的28个单位依托部门的权力、影响及公共资源等收取费用，涉及45个收费项目，仅2006年收费就达3．37亿元，比上年增长10．8％。有调查表明，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有些单位收费资金管理比较混乱。［19］再比如，不少地方公路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2008年，国家审计署曾对国内18个省份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发现辽宁、湖北等16个省份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省份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20］
第三，高昂的行政成本。中国恐怕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为高昂的国家。这里用两组数字来说明这一问题。一组数字是，有学者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发现，“我国行政成本呈较快增长的态势。财政支出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 122．09亿元上升至2009年的76 299．93亿元，这意味着行政成本增长了68倍。在此期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 增长速度基本都维持在10％，但行政成本的增速却远高于GDP增速。除1980年外，行政成本增速基本上都超过了GDP的增速，而最近几年也都基本维持在20％以上。”［21］另一组数字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里，我国行政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22］此外，中国的“三公费用”即公款用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的费用大数千亿元之巨，位列各个国家之首。
腐败问题某种程度的结构化，还表现在公共权力群体（政治精英群体）成员同经济精英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结盟。如果说前述公共权力群体自身利益的固化和膨胀现象主要是公共权力群体“单干”的话，那么，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这一现象则是“合伙”干的。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就总体而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精英群体不但实现了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公共权力群体）以及知识精英群体同步化发展的局面，而且精英群体的职业化水平、专业化程度得以大幅度提高。同样还应看到的是，公共权力群体（政治精英群体）与经济精英群体之间出现了某些利益结盟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