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作为社会公正底线保障的司法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腐败问题。根据1994—2011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相关统计显示，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总人数从1993年度的1 804人，逐步攀升到1997年度的峰值4 771人，在经过五年的高位盘整后，自2006年开始逐渐回落到2 700人左右。［12］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是司法系统比较典型的腐败官员。曾锦春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 639．4万元，美元4．25万元，最终被判死刑。［13］
尽管上述被查处的腐败问题官员的情形已经是触目惊心，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现阶段的法治不够健全，因而被查处的腐败问题官员只是腐败问题官员群体当中的冰山一角。
转型期腐败问题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一现象，给民众造成了广泛而深切的心理感受。有调查显示，“2011年有37．3％的人认为目前腐败现象很严重，有36．9％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2013年仍有33．7％的人认为目前腐败现象很严重，有41．6％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问及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有34．6％的人选择贪污腐败问题，在所列各项社会问题中居第四位，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持平。”［14］（P113－114）
在中国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波及面之所以会如此广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民众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举动具有了正当性。由于经济利益对每一位社会成员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基本的家庭财富是每一位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生活的必备条件；加之大多数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贫困生活，深知什么是贫困，对于贫困生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急于摆脱和防止贫困。这一切，使得中国民众特别看重经济利益，对获取财富充满了热情，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
第二，社会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大量社会成员无章可循。在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旧的规则体系不是很管用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体系的重建时期，或者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规范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呈现出一种缺失的状态。［15］这就容易造成社会成员无章可循、各行其是的行为方式。《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 371人参与），36．4％的人指出，当前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不遵守规则的行为；59．9％的人认为不遵守规则的人“很常见”。81．5％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不守规则的人比守规则的人更易成功。仅5．5％的人对此表示“不认同”，13．0％的人觉得“不好说”。［16］
第三，公共权力过于强大，难以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府推动型的现代化，其重要特征就是依靠政府的作为来推动市场经济的建设、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建设、推动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更是如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公共权力有着自我扩张的本能，需要予以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在法治社会、制度体系建成之前，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必须进行下去，因而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现代化。换言之，在中国转型期这样一个特定阶段，尽管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但公共权力必须存在，必须做事情。这样一来，客观上看，公共权力往往表现出两重性：政府的推动是现代化前行的基本保证，同时，缺少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公共权力往往成为催生腐败现象的根源。
由上可见，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加上无章可循的行为取向，必然会形成一种涉及面广泛的“搭便车”的短期套利意识；进一步看，这种短期套利意识同缺少制约和监督的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催生大量腐败问题的大面积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