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觉得悲哀，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怎么弄来弄去还是这样呢？
徐贲经常为几家媒体撰写时评，也碰到过不少与他观点相左的说理者，这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我在乎那些真的说话在理的人，我也希望能碰到好的说理对手”。
真正让他介怀的是一种对说理的犬儒式回击：用得着事事说理吗？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在徐贲看来，相比于单纯学习一些说理的原则，如何能够重拾社会对于说理的信心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发现，在国内的舆论场里，有些人觉得说理“根本就是多余”，还有些人认为“碰到不说理的，再说理也没有用”，在这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的环境里，“本该有说服力的说理也变得没有任何说服力了。”
这种环境成为说理文化的巨大挑战。徐贲感慨道：“说理还需要一个社会多数成员有好的荣辱标准和价值共识。讲理的比不讲理的要更受到人们的尊重，不讲理的不仅受到大家的鄙视，自己心里也会看不起自己。一个人能为自己不讲理而羞愧，自然也就比较接近讲理了。”
《明亮的对话》正是这位大学老师向这样一个犬儒环境作出的某种对抗。
“说理反而吃亏，所以从生存需要出发我们只能不说理。你问我这个恶性循环的源头在哪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我想，重要的也许不是马上找到确定的因果关系，好通过消除因去消除果。我们不妨试着从不说理的链条属于自己的那一环去打断它，在自己身上先治疗不说理的毛病，然后再说别的。说理是每个人的事情，先不要问别人何为，先问问自己何为。”徐贲说，“就像我写这本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就像种子一样，起码我把它撒下去了。”
在书里，徐贲专门提及了一件发生在77年前的往事。
1937年3月2日，学者萧公权在《大公报》撰文，其中有大段的论述围绕当时言论环境展开：“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偏狭之病。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合于上述标准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见。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论，以较压迫言论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殊于一丘之貉。”
“我是觉得悲哀，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怎么弄来弄去还是这样呢？”徐贲已经满头银发，后背也已经明显地驼了。他翻着手中的这本书，不无感慨地说：“萧公权、吕叔湘和我，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任何时候启蒙都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说理这件事，就会削弱不说理的力量，增加说理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点点，起码走的不是相反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