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种多么难的知识，它更多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徐贲现在任教的大学里，课程不得超过20个学生，写作课也是一样。学生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面对面地讨论和交谈。
谈到美国学生的课上表现，徐贲坦言“和国内差不多”，专心做学问的有，想混学分了事的也大有人在。“但这些学生普遍都已受过‘话中带理’的教育，也就是在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随即给出理由或说明。”
有一次，在古希腊思想经典阅读课上，大一新生们跟着徐贲一起阅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讨论中，大家聊到了关于政治家品行和智慧的话题。
当时正值美国大选期间，一个学生提到，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比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更有资格当总统,因为选民对他的政治智慧比对奥巴马有更充分的认识。结果话音未落，马上就有另一个学生接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奥巴马的智慧，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又一位学生很快表示反对，他认为，有博士学位只能证明奥巴马有知识，不能证明他有智慧，更不能证明他有政治智慧。
你一言我一语中，这些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课堂辩论。
这样的场面在美国课堂上经常可以看到。徐贲说，从高中开始，学校就会将政府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等“公共文本”当做说理评估的对象。学生们都知道，即使是印成铅字的公开出版物，也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而这正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们的基本道理。
“其实小孩子都有问为什么的本能，而回答这个为什么就需要提供逻辑上合理的解释。”徐贲说，“人天生就有逻辑辨别能力，但并不充分，这就像人天生就有语言能力，但并不完善一样。说理不是一种多么难的知识，它更多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有时候，徐贲会碰到一些内向而缺乏自信的学生，他们经常会问，在作文中可以用“我”（“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来做主语吗？
“我说当然可以，不仅可以，你们还应该尽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徐贲说，自己很注意向学生阐明“公共说理”与“专业论述”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专家，但还是可以就公共话题提出议论和说理，因为说理涉及的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讨论的是与每个人的经验和周围世界有关的事情，而不是专业人士的知识——关心和讨论“人的事务”，是说理写作的传统。
徐贲介绍，在初等说理教学中，老师引导学生们学习说理，用的都是他们熟悉并有兴趣的议题。除了让学生试着在结论前加上“我认为”以外，老师们还会要求学生在结论后面跟上一个用“因为”引导的理由或解释说明，以养成“话中带理”的说话习惯。
在他的印象中，加州有一份免费赠阅中学教师的《加州教育工作者》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一整页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可辩论话题，比如学生应不应该穿校服，学校里应不应该装监视器，学校该不该容忍学生说粗话，等等。左边栏写着大大的YES，下面是几个可以支持这个看法的理由，而右边栏则写着NO，下面同样有几条相关的理由。
徐贲记得，自己和这些学生一般大小的时候，正是中国标语口号盛行的年代。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徐贲至今仍能脱口而出不少当年的经典语录。“当时根本不会去想这些标语结论的理由是什么。”他坦言，美国的从教经历对自己是一种学习说理的“补课”。
如今，在课堂上讨论问题时，他会习惯性地问学生：“你知道我下面要问什么了吧？”
“Why（为什么）。”熟谙老师秉性的弟子们笑答。
“其实，学会‘说理’教育并不难，但能不能领会背后的人文教育理念就是另一回事了。”徐贲在书中写到，“说理”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关涉着某种价值，“包括一种不脱离个人经验、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强迫；说理的权利与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