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谁不会，这还用学吗？
多年以前，徐贲和一位南京大学教授一起做研究时，这位教授对他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提议与徐贲一起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教材，帮助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作为一名英语系的教师，徐贲当时关注的方向仍然集中在“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后现代与后殖民”或者“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这样的学术问题上。转折发生在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内思想界围绕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时政类畅销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已经开始为国内报纸撰写专栏的徐贲也发表了意见。他选择的角度是搁置民族主义问题，把焦点集中在书里出现的逻辑谬误上——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不当类比，等等。
这篇不足1500字的短文获得许多读者的注目。有人来信说“意犹未尽，希望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点”，还有人想知道有什么逻辑教科书“可以让初中学生尽早学习逻辑理性思维”。
徐贲开始意识到，探讨说理问题可以“在国内形成一个话题”。2010年年初，徐贲在自己的博客上连发了5篇文章，《中国需要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彼时，徐贲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了20多年的说理写作。
1985年，徐贲到美国求学，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随后任英语系的写作课助教。他发现，美国和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写作课是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必修课，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便是“论证与说服”。
“讲道理谁不会，这还用学吗？”徐贲没想到，“说理”也是一门学问。他发现，美国的很多公立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起，就把“说理”和“说理评估”作为一项具体的教学要求。
比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里对五年级学生的要求是：应“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
“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比如你说‘林肯是美国总统’，但是看法的陈述则必须要通过说理和讨论才能确认，比如你说‘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就需要给出论据，然后还要判断这个论据是否恰当、确切、相关。”随着年级的提高，“说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六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时，教学中会增加“辨析逻辑谬误”的部分，到七年级时，新要求则是“注意‘偏见’和‘成见’”。
到了初中最后阶段的八年级，“说理评估”也就会更深入一些。例如，八年级学生的阅读里有一篇对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评论，里面有一些典型的问题，老师用这个评论来引领学生们甄别“什么是说理谬误”。
评论里说：“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这里的“全是”犯了“普遍泛论”的逻辑谬误，说理时应该慎用“每个”、“所有的”、“大家都”这些表达。
评论里还说：“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这里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这样的说理评估教育一度让徐贲觉得“十分新鲜”。上世纪60年代，徐贲曾和其他人一样熟读过很多“警句”，他们被教导要学习和理解这些警句“用通俗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深刻道理”。
“现在想想，那只是一个比喻，连理都还没有说，哪里来什么‘深刻道理’？”徐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但这就是我们那一代读书人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