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4年前，一个朋友的孩子准备在美国读大学，向徐贲询问如何准备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的说理文写作。
徐贲特别提醒朋友，写作时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并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然后理性、逻辑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一篇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分数甚至会落到及格线以下。
事实上，在美国中学里的“说理评估”中，已经要求学生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明确提出说理是“对话”，而不是“独语”。
徐贲用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比喻来形容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不是使别人成为败者，而是欢迎别人加入对话。
但他发现，国内舆论场里对说理性质的理解往往背道而驰。他曾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一则评论：
“我说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有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几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
徐贲笑言，这种逻辑让他想起了作家王蒙的一篇小小说，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
在徐贲看来，王蒙文中的病人病根不在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而这套诡辩逻辑的厉害就是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他记得，自己曾有一位同学口才极佳，热爱尼采，也很好辩，深信“要赢得辩论，就要不住嘴地说”。但在徐贲看来，“这是对说理的一个误解，以为说话是为了不让别人有开口的机会，甚至是‘论战’，是‘战斗’，是‘占领阵地’”。
被徐贲拿来比照的是曾经存在于罗马帝国时期的雄辩教学。当时，如果一方主张地球是圆的，另一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主张地球是方的，“不考虑对错，只在乎输赢，会把学生引向歧途”。
“其实，在美国也同样有很多人不愿意讲理，同样有人会站队分派。我想，这是因为固执和偏见比理性更近于人的天性。”徐贲说，正因为如此，他才尤其看重“说理教育”的价值。
《明亮的对话》不久后即将推出增订版，新增内容中有一部分正是关于“说理的目标”——承认说理的局限性，因为每个人的说理都不代表真理，即便你有理，也不等于不同的意见就是无理。说理不是为了争辩谁对谁错，也不是为了证明对方的错误，而是为了通过合作性的交谈，取得双方都觉得合理的共识。
在徐贲看来，说理之所以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上的“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因为，单单是说理一方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不是绝对确定性的事实。它的真实性是由人的理性来判断并且相互商定的。
在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交谈中，徐贲多次在表达完自己观点后注视着问：“你觉得呢？是这样吗？”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所倡导的说理精神的一个微小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