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性格与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写这本书的时候，徐贲曾上网搜索国内有没有与说理有关的图书，结果只找到了一本《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这本书介绍的是在中国说话需要的“话术”和“语术”。
“从历史上看，我们更善于说话而不是说理。”徐贲告诉记者，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那种被称为“rhetoric”的修辞学，就连“修辞学”这个名称也是从日本传入中国，并一度被译为“雄辩学”或“劝说学”。
他在书中介绍说，在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中，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人道关怀”（humanistconcerns）的传统，那就是在三个方面都坚持真实（truth）和合理（soundreason）的原则：第一是说话者的真实意图；第二是用可靠的证据和理由来清楚说明结论；第三是对听众的福祉抱有真诚的关怀。
这种以人为本的说理传统保留至今。徐贲说，美国有一本颇受好评的说理教科书《事事皆说理》（Everything’sanArgument），从1999年的第一版到今天，15年里已经出了6版，其基本宗旨就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说理的规则。
“说理”被徐贲视作一个好社会的标志。在采访中，他提到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1931～2003）在《娱乐至死》中描绘的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辩论片段。
那是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进行的辩论中，道格拉斯已经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轮到林肯发言，但是林肯提醒听众，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他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发言，他建议听众先回家吃饭，再精神饱满地回来听完4个小时的辩论。结果，听众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作者波兹曼忍不住在书中感叹：“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完全是一些理性的听众，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在进行一种理性的对话。”
波兹曼还提到，有一次，道格拉斯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而道格拉斯对此的回应非常有趣：“我的朋友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热情或激情。”
对此，徐贲颇有感触：“在一个普遍说理的社会，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法。这种说理的交往也许是为了各自的自我利益，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交往方式，并在这个意义上被人们共同认可为一种好生活形式……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的性格与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二者的变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