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起初,出版社编辑拟定的书名是“有话好好说”,徐贲要求把题目改为“明亮的对话”,书封面上的英文翻译是他自己提供的,“transparentConversation”。
在上海一家宾馆的大堂里,这位英文系教授拿着笔和纸,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认真地阐释着他对于“conversation”这个词的理解:“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就出现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博克为之写过一本《交谈的艺术》。那时候人们非常讲究对话的礼仪,连什么时候该开什么玩笑,幽默诙谐到什么程度,都很有讲究,交谈礼仪是为了保证交谈至少能够持续下去。如果你来煞风景,开不得体的玩笑,嘲笑挖苦对方,这个对话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交谈背后的人际交往正是徐贲所看重的——说理不仅是一种用话语影响别人的技能,更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人文教养和价值观。
“如果在一个充斥着愤怒和仇视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说理的。”他清楚地记得,在药家鑫案发生后,死刑的存废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讨论。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他看到了两条针锋相对的留言:
“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自己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
“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辩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神经病。”
“骂和谩骂是对‘吵架’很有用的语言,但不是说理的语言。吵架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造成语言伤害,而说理的目的正好相反,是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伤害。这是说理的教养,也是说理的伦理。”徐贲认为,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应该运用一种不侮辱他人智力的理性语言,它的说服力应该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
然而他遗憾地发现,在很多时候,论战双方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往往是以立场划分的: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则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
这些词总会让徐贲想起那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在他看来,“打倒”、“斗垮”、“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这些“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词,已经成为某种有害的“语义基因”,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起用’”。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徐贲专门以“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作为书中第十一讲的内容。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说理的方式比坚持的立场更为重要,一方面,无论持有何种立场,都不可缺乏公正,也不可抱有恶劣、固执和不宽容的情绪;另一方面,只要对方能冷静分析、诚实说明,不夸大、不遮掩,就应该给予他应得的尊敬。”
“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