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徐贲在苏州一家书店就公共说理举办开放性讲座 姜锋 徐思远摄
原标题：说理课
2014年5月底，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应邀到浙江大学讲座。一位定居杭州的历史学者专程去看望他，谈到写书的事情，对方感慨道：“你的书像是种子。种子撒下去，能长出什么不知道，但总归是撒下去了。”
此时，徐贲的新书《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付梓半年有余。其序言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写一本“种子一样的书”，是徐贲的愿望。2009年，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本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1885～1943）的《有效思维》（成书于1939年），此书前面一部分的译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文革”结束后徐贲考入中国社科院读研，中文试卷正是吕叔湘出的题。
吕译《有效思维》对徐贲很有触动，“我当时就在想，这样的大家怎么会翻译这么一本小书？”
徐贲后来得知，吕叔湘开始翻译这本书时已经82岁。他在英文原书里夹着一张小纸条，写有这样的文字：“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
纸条中还提到，他从1986年开始翻译这本书，“一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
“吕先生如此执着于此书，大概是有感于‘文革’过去10年后，说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有效思维吧。”这件往事令徐贲颇为感慨。几年后，当出版社编辑向长期在美国讲授说理写作的他约稿写一本“说理书”时，他欣然应允。
去年年底，《明亮的对话》出版，64岁的徐贲专门将吕叔湘的故事写入书里。“2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还在谈公共说理，仍然还是一件普及和启蒙的工作。”
“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