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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 “认知冲突理论 ”，我们隐隐能够看到 “耳语者 ”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 “世界观改造 ”，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
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不过应该指出，这种转化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结果。上述心理过程，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一个人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更像是一个人摔倒的过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边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计算的结果。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前提，是国家对资源的全方位垄断，因为假若人们有哪怕一点选择空间，有在 “体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个人发展更不用说保存生命的空间，其行为就不必如此极端地改变，因此也不必诉诸如此极端的 “信念改造 ”。恐惧与热爱之间的逻辑链接也将迅速朽坏。换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恐惧转化为热爱的基本条件。
今天来看，《耳语者》中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也令人惊骇而陌生。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当时的苏联人是另外一个物种，否则我们就需警惕，书中的 “恶”到底是埋藏在历史的深处，还是潜伏在我们心灵的角落。我们未必比书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们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时代。换言之，液态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当恐惧的阴影足够黑暗，完全将我们吞没，或许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无视儿孙的奶奶，那群告发同事的工友或者那个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会在阳光下呈现为熠熠发光的热爱。
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费吉斯 著，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