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间)，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也就是每八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受到迫害，考虑到当时家庭的规模，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完全免受迫害;仅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十八万人因为“危害国家罪”被枪决。这两年，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一百一十九万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不包括至少十四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一百零二人遭枪决;此外，还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枪决。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泪水、痛苦、挣扎、恐惧与绝望。
即使一个人能够免受直接迫害，这庞大的被镇压队伍也足以令整个社会充满恐惧。当一句话、一封信、一次会面足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色——人们不再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情感，“耳语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见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语 ”都常常是一种奢侈，“闭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飘浮着 “大同世界 ”的标语，大地上发生的却是友爱的凋零与美德的朽坏。招贴画上那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颤抖的社会。《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二
不难看出，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 ……除非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苏联人，不是另外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国民——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环境在这种人性败坏中所起的作用。
这与一个永恒而无解的问题相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时代的人性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恶，使一个奶奶不再疼爱自己的儿孙，一个妹妹踊跃地告发自己的姐姐，以及一个行乞少年恩将仇报使其雇主家破人亡?“极权政治”是一个显然的答案，然而停留于这个笼统的回答又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政治通过何种机制败坏人性，而这种人性又成为极权政治本身继续运转的润滑剂?
极权政治制造恐惧，似乎是最直观的答案。如前所述，当时恐惧弥漫于整个社会，以至于人们生活在一种窃窃私语乃至道路以目的氛围中。然而，恐惧只能解释被动的服从，无法解释积极的参与;只能解释受害者的沉默，无法解释他们的虔诚——事实上，当时无数苏联人不仅仅生活在恐惧中，他们中很多当时——甚至事后——都表达了对党和领袖的无比热爱。而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热忱信念，这个政治体系很难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维持得如此天衣无缝。
灌输理想激发革命信念，是另一种直观的答案。毕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恶”，在当时很多苏联人眼里并不是 “恶”，而是为了更大的 “善”所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书中人物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不打破鸡蛋壳，就不可能煎成鸡蛋。”然而，如果对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令人抛却自己的儿孙、姐妹和朋友，那么又难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强烈的信念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会几乎突然懈怠，变成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乃至机会主义。毕竟，如果信仰曾经强烈到令人无视饥荒看到繁荣、越过绝望看到希望、穿过黑暗触摸到光亮，那么它怎么会如此脆弱，甚至经受不了一届领导人的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