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一种机制，可以连接恐惧与热爱，使得一个人越恐惧的同时也越虔诚?
《耳语者》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将军亚基尔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枪决，然而，临刑前他不是对迫害他的体制产生怨恨，而是高呼：“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类似的情节——尽管未必总是表现得如此极端 ——在书中屡见不鲜。无论周围的世界如何悲惨，无数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当迫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那是 “人民公敌 ”罪有应得;当迫害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只是一个 “错误 ”、一场 “误会 ”，“锯木头时难免木屑四溅”。共青团员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被捕，她对此的看法具有相当代表性：“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
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会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掐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
三
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
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理论。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 “认知冲突 ”，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比如，一个明知抽烟有害的吸烟者会或者尝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或者告诉自己 “抽烟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戒烟会使人发胖和抑郁 ”、“戒烟带来的精神损害其实超过了抽烟带来的身体伤害 ”等等。如果改变行为太难，那么改变观念就成为获得 “认知和谐 ”的唯一途径 —对很多人来说，戒烟太难了，不如改变对抽烟的看法吧。
这个貌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数行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从“酸葡萄 ”心理到 “阿Q精神 ”，从不同党派民众的媒体阅读习惯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网络建构，都可以看到人们如何通过观念或者行为的改变来实现 “认知和谐 ”。从一九五七年费斯廷格系统阐述这个理论之后的几十年里，心理学家进行了至少两千多个心理学实验，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复验证了这一理论。虽然其中有不少调整与补充，但这一理论的核心逻辑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 “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 ”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诱导服从范式 ”(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极权政治中的恐惧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对生命安全层面上的恐惧——说错一句话、交错一个朋友，可能就意味着枪决或者古拉格群岛;其次，是个人发展层面上的恐惧——服从，意味着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职位的机会大大增加，反抗则意味着你不再有“前途 ”可言;再次，是对在社会关系上被孤立的恐惧——别人戴红领巾你没有，别人入共青团你不能，别人享有天伦之乐而你却连亲祖母都视你如瘟疫。正是这不同层面上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