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服从不是极权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书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经历过极端焦虑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 “共产主义新人 ”;另一方面，发生在亲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茱莉亚·皮亚特尼茨卡娅，一个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 “认知冲突”。一方面，想到布哈林这样的 “人民公敌 ”时，她表现出对制度无比的虔诚：“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种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围观。”另一方面，对于丈夫竟然也是 “他们 ”中的一员，她又感到深深的疑虑：“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十七年来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与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 ……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亚这样的人感到的认知冲突有多么强烈，由此产生的缓解认知冲突的冲动又有多么强烈。为了缓解这种强烈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服从)，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怀疑)。问题在于，行为上人们几乎没有选择。如前所述，极权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 —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发展前途以及社会关系都维系于 “服从 ”这一行为模式。
当改变行为以缓解认知冲突这一路径被堵死之后，人们便开始“改造世界观 ”——“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坏了 ”、“这个富农是个十恶不赦的盘剥者 ”、“斯大林真是苏联的拯救者 ”、“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每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怯懦，而那些更丑恶的人，则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与残忍。如果说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 “欺骗”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欺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构成对他人的欺骗。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又不同于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中的信仰选择，它的 “真诚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行为的制度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恐怖气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们的信仰立刻开始懈怠——恐怖气氛一旦松弛，塑造行为的奖惩机制不再那么极端，人们的行为也不再那么极端(残酷的 “划清界限 ”、“恩将仇报 ”、“嗜血告发 ”大规模减少)，从而每个人 “改造世界观 ”的心理驱动力也会明显下降。而自由选择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转直下的改变。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一个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儿孙的冷漠?一个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对同事的告发?一个雇员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将仇报?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恶不再是恶，如果你赋予它 “意义 ”。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不再仅仅是冷漠、怯懦、虚伪和残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正义、勇气、热忱与牺牲。背叛亲友是为了成全 “阶级之爱 ”，阿谀奉承是因为领袖集团是 “正义化身 ”，施暴是 “复仇 ”，欺凌是 “专政 ”。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冲突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程度上减少了 “作恶 ”的心理成本。
